走进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植物标本馆，五颜六色的西南地区植物标本旁的一个玻璃橱窗内，静静地躺着几本图书，书名是《中国植物志》。

早已泛黄的书页见证着一段艰辛历史。

当代中国，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像这套拥有126卷册、5000多万字、9000多幅图的《中国植物志》一样，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也很少有什么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那样由四代科学家辛勤耕耘、通力合作而成。

翻开2009年度国家科技获奖名录，《中国植物志》获奖者栏目中的黑色边框分外醒目——这意味着当无限荣光来临时，一些历经千辛万苦者甚至已远离尘世。

今天上午的人民大会堂内，空缺两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发给了这群甘于寂寞的中国科学家。

在过去的10年中，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空缺了七次之多。

为31142种植物建立“户口簿”“我们摸清了自己的家底”

就像一个历史声音的回响。

2004年，《中国植物志》全套出版完成。时年89岁的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先生豪迈宣告：“我要为《中国植物志》这部巨著而热烈欢呼，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

植物志是记载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植物名称、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的科学著作。

老一代科学家至今记得一个尴尬现实：几十年前，如果要了解在我国生长的植物的资料，常常不得不到国外出版的杂志书籍中去搜寻。因为我国没有自己的植物志。

1934年至1959年编著出版的25卷《苏联植物志》，曾是世界上记载种类最多、最完整的植物志。

而2004年完整面世的《中国植物志》刷新了这一纪录。

这部旷世巨著总计80卷126分册，全书5000多万字，记载中国维管束植物301科、 3408属、31142种，包括近9000幅图版。

“它既是记载植物‘身份’的‘户口簿’，又是记录和研究植物特征特性的重要‘信息库’，是植物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科学著作和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也是迄今为止对我国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植物认识和记载得最准确、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学术论著。”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长达32年之久的老科学家李锡文如是评价。

李锡文说，“作为世界上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们终于摸清了自己的家底。”

国际学术界亦将之视为植物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志书出版次年，著名科学杂志《科学》刊文指出，“由中国植物学家完成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任何植物志的规模可与之相比”，“通过完成《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学家对人类了解世界植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经为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半个世纪的全力以赴“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

旷世巨著的背后，是我国四代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呕心沥血。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老一辈植物学家就开始采集植物标本，收集文献资料，研究专科专属。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研究人员钟观光，曾先后到全国各省区采集植物标本十几万号。

1934年，胡先骕先生等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在标本、文献资料、经费、协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

1956年，中科院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正式将《中国植物志》列入规划项目中，并在1959年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陈焕镛任主编，此后，林鎔、俞德浚、吴征镒等先后历任主编一职。

同年9月，第一本《中国植物志》（蕨类）面世。此后，来自全国数十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四代植物学家312人、绘图人员167人前仆后继，加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研。

一部《中国植物志》不仅记载了中国的植物，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科学家的风骨。

“研究植物学的人是需要跑野外的。3万多种植物里，有1万多种是中国的植物工作者用脚板‘发现’的。”第四代科学家、50岁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彭华向记者回顾了在野外工作的艰苦。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彭华每年都要到云南省无量山地区采集标本，在山上住在最近的农民家。有时候横穿山，就要请农民做向导，走个两三天，带着干粮在山上露宿是常有的事。彭华有时要自己背着20多公斤的标本夹、采集用具、睡袋、食物从一座山翻向另一座。

最苦的还不是这些。彭华说，蚊虫叮咬，是司空见惯的事，最可怕的是云南热带蚂蝗多得铺天盖地，每次从山上下来，能从身上清出二三十条蚂蝗。有的蚂蝗耐不住体温升高死掉了，有的还在吸着血，有的刚爬上去。“在山上根本来不及清理，老是清理就没办法采标本了。”

第三代科学家、80岁高龄的李锡文有过更为惊险的历程。

在55岁被评为研究员前，李锡文经常是一年中最少半年在外。李锡文总结，在野外采集有“三怕”：巨型的蟒蛇；像一个土堆一样的蚂蚁群；吸血的蚂蝗，咬过后血流不止。

在版纳地区，李锡文还遭遇一种马鹿虱子，叮人特别厉害，一咬就肿一大片，李锡文身上已经永远地刻上了“一枚野外采取者的勋章”，“那是1971年咬的，差不多40年了，至今还有一个疤痕，里面还是一个硬块。”

作为《中国植物志》第四任主编，吴征镒院士常常感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

旷世巨著背后有千万无名英雄“不能浮躁，不能没依据”

参与《中国植物志》第一卷总论编研工作的彭华说，植物志虽然列出了300多位科学家的名字，但这样一部巨著，是成千上万、各行各业，尤其是植物学科相关的同志集体工作的心血。“迪拜塔也是一砖一砖建起来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工作，远不是300多人能完成的。”

巨著背后还渗透了太多科学家的坚持。

彭华说，学科的巨大进步依赖两个方面，点状的突破或者学科的长期大量历史性的积累。植物志就属于后者，“这需要更多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工作，到野外实实在在地记载。”

彭华介绍，多年的采集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属于积累性学科，多是为科学的大厦增砖添瓦。国际上刊登这类论文的也多是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很难做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与此同时，调查、积累、修订、考订、编目、分类文献整理、描述、分布范围的过程也很枯燥。

李锡文对于当前的SCI评价导向也有着同样的忧虑。李锡文介绍，往往就在同一个植物研究所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的，做一个实验，很快可以写报告，一个研究组一年几十篇SCI；而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年最多写几篇。

更让人感慨的是，一个科研工作者，跟李锡文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儿子几年前就是研究员，现在已经是博导了。而这位科研人员由于是做传统分类研究的，长期野外实践，虽然书写的不少，但是很少能发SCI，至今还是副研究员，只能带硕士，“他非常能吃苦，在野外看到好东西，天黑都不愿意回来。”“两个一比较，往哪里发展更有利，现在的年轻人可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的。”

科学家能不能坐冷板凳在一位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第四任主编，中国植物志三分之二的任务都是他任主编时做出来的。

即便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开水房烧锅炉的几年间，吴征镒也没懈怠。当时中草药运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但他却发现很多植物名称混乱，决定重新整理。烧锅炉的三年里，他就把隔壁的中草药的书借来，一个一个校对名字，就在那个开水房里写成4大本密密麻麻的笔记，后来整理出版为3卷本的《新华本草纲要》。

在吴老的助手、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长吕春朝看来，老一辈、“太老师”辈的这批植物学家的治学精神，没有任何浮躁。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植物到底有多少，问题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这是需要静下心来沉到底去认真钻研才可能得到的结果。

吕春朝说，吴征镒称这种工作为坐“冷板凳”。他现在经常对弟子们讲，一定要沉下去做学问，不要为眼前的小利牵绊，“不能浮躁，不能没依据，不能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