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如果有人突然问我是否知道Augustine Henry这个人的时候，我一定会坦白地告诉他我并不了解这个植物学家。除了从一些植物学名的种加词上能隐约感觉到henryi可能与此相关之外，我讲不出关于A. Henry的其他任何故事。

　　好在这不大可能会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题目，大部分答不出来的人也不会觉得尴尬难堪。也许植物采集家注定就与“声名远扬”没有多少缘分。试问在植物学史上成千上万的植物采集家能够为人们所熟知的又有几个呢？

　　植物采集家要想被公众所熟知，仅仅靠采集大量的植物标本是远远不够的，最好是能发现一些人们从未知晓的种类；如果能从这些新奇的植物中挖掘出影响或改变人们生活的种类，那么他则有可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如果这样的新种刚好又是在一片即将消失的森林中发现的，而又是通过他的努力，将这些物种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的植物采集家，是不是可称之为实至名归呢？　　

　　事实上，爱尔兰人Augustine Henry（中文名：韩尔礼，音译名：奥古斯汀·亨利）就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植物采集家。在中国植物采集史上，A. Henry所享有的盛名是绝大多数植物采集家所望尘莫及的。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英国职业植物采集家E.H. Wilson盛赞A. Henry对中国植物学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Emil Bretschneider在他的经典名著《欧洲的中国植物学探索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1989）中也称赞A. Henry是“在中国植物学领域最成功的探索者”；在陈焕镛与胡先骕1929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图谱》第二卷中，著者向A. Henry在我国中西部的艰苦采集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老天偏偏对A. Henry有些不公，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植物学有着重要贡献的学者，他的生平事迹却鲜为中国人所知。准确地讲，A. Henry还是树木学家、林学家和汉学家。1881年因为饥荒逃离爱尔兰，在有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远渡重洋受聘于清帝国的海关机构。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地点在宜昌，主要负责对来往运送药材的商贩征税。正是由于这是一份需要经常和植物打交道的工作，A. Henry逐渐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向Joseph Dalton Hooker（时任邱园主任）请教学习。后来J. D. Hooker应A. Henry的要求向他派遣一个专职植物采集员Ernest Henry Wilson（事实上，这个E. H. Wilson比A. Henry更广为人知）。资料显示：从1885年到1900年，A. Henry利用本职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组织和培训了自己的植物采集团队，在当时中国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台湾等地总共采集了15.8万号植物标本，当之无愧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土地上采集标本数量最多的外籍人士。这些标本中经他本人及其他植物学家研究后，共发现植物新科5个，新属37个，新种1726个（含种下等级）。在这组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中，大家不要忘了在他曾经开展野外工作的原生植被很多都已经因我们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索取而不复存在。而A. Henry在采集植物标本同时，还将不计其数的植物以种子、球茎等形式引入到西方的园艺栽培中，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引种植物的数量之多亦堪称功勋卓著。A. Henry的功劳不仅在于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尤其是光叶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 var. vilmoriniana）的发现一度引发世界各地植物学家对中国的无限向往和掠夺式的采集，但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大声疾呼保护好中国中西部这片植物天堂。

　　A. Henry曾经断言，如果中国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这些森林，它们将在50年后消失。本书作者后来对一路所见成片的次生植被唏嘘不已，不知我们应该对Henry的先见之明作何感想？虽然很多森林的结局都不幸被他言中，但值得欣慰的是，一些A. Henry 曾经采集过的地方，现在都已经设立了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建立了完善的保护措施，有些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和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这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有：湖北神农架、四川峨眉山、台湾垦丁国家公园、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9年，爱尔兰植物学爱好者Seamus O’Brien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负责筹备爱尔兰园艺植物社团（Irish Garden Plant Society）题为“Augustine Henry - an Irish plant hunter in China”的主题展出席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切尔西花卉展（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s Chelsea Flower Show）。从此之后，O’Brien被A. Henry 当年在中国巨大的植物采集量所震撼，当他得知这些现在位于欧洲各大植物园众多观赏花卉的原产地将会被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淹没而消失时，立即萌发了沿着A. Henry的历史足迹，向世人重现当年这位植物学大师在中国的野外考察的想法。

　　在得到爱尔兰国家植物园资助后，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台北“国立林业研究院”等单位的协助下，O’Brien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以A. Henry为“主角”，相关历史资料为“背景”；以采集路线为“剧情主线”；以找寻A. Henry曾经采集到的新种为“故事情节”，以沿途的所见所闻为“花絮”，历时8年“导演”出《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这本充满客观性、科学性、趣味性的综合游记。

　　由于O’Brien早年受到来自自然科学、哲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的正规科班熏陶，作者在全书的行文风格上绝非流水帐式的记录A. Henry历史采集路上的沿途景致，也不是蜻蜓点水般的浮光掠影，而是感觉穿越了历史与大师同行一般，用朝圣的姿态重新演绎植物探索之旅。每每遇到文献上记载A. Henry所发现的植物新种时，O’Brien并没有人云亦云地怀古颂今，而是以自己独有的视角去审视这些植物与我们的关系，这些独立思考的文字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价值和读者的阅读乐趣。

　　全书较为系统和完整地勾勒出A. Henry当年在中国采集活动的详尽轮廓。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O’Brien将当年Henry的考察日记、书信、著作手稿等历史资料与100多年后重新造访Henry采集故地的现代景观穿插在一起，详尽地记录并分享了自己在这片神奇土地上自己的所见所闻，给读者以既亲切又真实的感受。

　　本文作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全书一共出现1500个植物学名，暂且默认这些标本都是A. Henry曾经采集过的。那么这个数字距离文献记载A. Henry在中国总共采集了6000种植物的数字还相距甚远，感兴趣的读者也不妨沿着A. Henry的足迹重走一回，一定会有更多的惊喜。　　

　　附录：A. Henry在中国的采集简史【摘自：《中国植物志》（第一卷）】

　　A. Henry● 英国外交官，1881-1895年间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①1882年到宜昌，1885年雇1人在长阳和巴东一带采集植物标本，又雇宜昌南沱(Nanto)村人在邻近山地采集，1885-1887年间本人在宜昌西北山地采集，1888年4月从宜昌途经长阳、巴东、巫山到奉节采集，7月到房县和巫山，在海拔2500 m上下采集标本，采到槭属Acer Linn.10个新种；采集范围还包括湖北的建始、长乐(五峰)、兴山、归州(秭归)以及湖南北部的石门，共发现25个新属，500余新种；②1889年到海南采集标本750号；③1886-1892年间到云南蒙自，在红河沿岸森林中发现野生茶；④1892-1895年间到台湾高雄、屏东、恒春雇当地人采得标本2000号以上，发表“台湾植物名录”记载1429种；⑤1896-1899年间又到云南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等地采集了15万份植物标本，发现许多新属和新种。Henry所采的大部分标本送Kew园，少数副号收藏于欧美一些标本馆，从中发现新植物众多，如新属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Oliv.(水青树科)、杜仲属Eucommia Oliv.(杜仲科)、金钱槭属Dipteronia Oliv.(槭树科)、银鹊树属Tapiscia Oliv.(省沽油科)、雪胆属Hemsleya Cogn.(葫芦科)、香果树属Emmenopterys Oliv.(茜草科)、毛药藤属Sindechites Oliv.(夹竹桃科)、石蝴蝶属Petrocosmea Oliv.、半蒴苣苔属Hemiboea Oliv.(苦苣苔科)、茶菱属Trapella Oliv.(胡麻科)、少穗花属Oligobotrya Baker(百合科)、尾囊草属Urophysa Ulbr.(毛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