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吴征镒曾亲笔书写的这8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一块石碑上。

吴征镒与植物结缘一辈子。出生于1916年的他，幼年时期就对植物产生浓厚兴趣。他一生三下云南，最后定居云南。近一个甲子的岁月，他和草木相亲，与云南同行，用一个植物学家广博的胸襟和执着的坚守关注着云南，让云南的植物为天下所知，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从云南走向全世界。

一路向南到昆明

吴征镒是一个土生土长却又学贯中西的科学家。他起步于扬州老家的芜园，他没有出洋镀过金，却被国际上的植物学家誉为难以超越的“植物电脑”、植物分类学领域集大成者。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10岁时，在父亲的小书房中，吴征镒偶然得见清代吴其峻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他痴迷上了植物，萌生了要穷其根本的念头。

清华毕业后，拿着首月助教工资八十块大洋的吴征镒，参加了由段绳武发起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路去到大西北、内蒙和宁夏。正当他满怀激情去认识可爱的中国时，七七事变的爆发，让他不得不半途折返老家扬州。此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吴征镒受到老师邀请，去临时大学任助教。1937年底，临大迁往昆明，吴征镒开始和大家一起，历时68天，从长沙徒步越湘、黔至滇。

1938年，1663.6公里，从长沙到昆明，用脚丈量完这片植物众多、景色秀丽的祖国南线土地的吴征镒心中有喜悦：这是一片多么丰厚富饶的土地。

云南谱写植物情缘

1946年，吴征镒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吴征镒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静心整理植物卡片，跋山涉水调查采集。这段时间里，他在简陋的用“洋油箱”堆成的标本室内，将没上标本台纸的标本，对照仅有的文献和秦仁昌氏所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及自己几年所积的昆明、滇西南等处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鉴定，这算是中国人自己鉴定植物标本的源头之作。在大普吉附近陈家营中国医药研究所内，他也与同事一起，自写、自画、自印，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可谓植物考据学的起源之作。

抗战胜利后，吴征镒参与科学院接管和整理，几年间一路北上南下，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又重返昆明，开始了与云南近一个甲子的植物情缘。留下来的吴征镒，行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见证了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建设、我国橡胶工业的奠定；写下了被植物界奉为典籍的诸多著述，被中国乃至世界认为是难以逾越的科研巅峰。

“我已年逾不惑，亟思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有所创树，才对得起这一‘学部委员’头衔。……我遂毅然请示调往云南昆明，与蔡希陶合作建一新所，在植物学研究上了我夙愿。”

无悔的回滇之路

植物多样的云南给了吴征镒科研不竭的源泉，多思的吴征镒又还给云南乃至中国的植物学留下了深厚的积淀。吴征镒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里一套不到90平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8年。窗外是四时不断的绿树和花枝。有抬眼就可见的植物作伴，吴征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的终稿工作。并在这儿折节读书，完成了自主创新的4部学术专著。

虽然吴征镒和云南的缘分早在1938年就已结下，但他几经辗转，最终仍然选择回到云南落户，却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在旁人眼里，具有老革命资历的吴征镒似乎可以走一条仕进之途，可是，内心从未远离植物的吴征镒却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条路。他怀念在研究室看标本和在野外搞调查的日子，他时常回想1938年的横贯云南之行，那里的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热带山顶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和各式各样的次生植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心中常回想的，便是面对云南秀丽风光时许下“一定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1958年夏天，42岁的吴征镒携夫人段金玉毅然带着刚7岁的儿子和5岁多的女儿，乘小飞机到达云南，筹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回到云南的吴征镒，如放飞自然的鸟儿，开始纵情融入这片天地。从云南开始，他的足迹开始踏遍全国所有省市区及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从西双版纳到丽江，从德宏到大理，从干燥炎热的河谷到潮湿寒冷的高山，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哪里有植物，哪里就必定留下过吴征镒的身影。

“摔”出来的重大发现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热带雨林的红土地一片泥泞，走在上面的人常会打滑。吴征镒是扁平足，走久了会摔跤。又因他有“只顾眼前不顾脚下”的习惯，只看植物不看路，在红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满红泥。在屏边大围山考察，他也是一路摔着跤完成的。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

这个雅号也让吴征镒颇有收获。中科院院士周俊曾同吴征镒一起考察文山西畴的植物，吴征镒在密林里又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迟迟不起。“我们还以为他怎么了，正想去拉他。却见他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查看，认出是锡杖兰。他欣喜地叫着大家:‘快看快看，这里有棵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这个摔出来的“重大发现”，多年来一直是同事们口耳相传的佳话。

植物的解密者和保护者

吴征镒不仅是植物的“揭秘者”，也是植物的“保护者”。1956年，吴征镒率先向国家提出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提出了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当年就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站的选点，他亲自与苏联科学院著名的苏卡乔夫院士等一起合作，最后选定了西双版纳曼养广龙山的一片热带森林，作为群落站站址。1980年时，哀牢山生态站建成，紧跟着南滚河自然保护区也正式成立，以此为端，一个个自然保护区开始如珍珠般撒遍云南山野。

“黑龙潭后落索坡上由郑万钧定名的云南紫荆没有了，张肇骞定名的一种菊科可观赏花卉也没有了，云南山间湿地的野生稻从原来的20多个分布点缩减了3个……很多植物物种在大开发过程中成批灭绝了，很多可能有用的种质就流失了。”2004年，在和民盟云南省委专副副主任戴抗交谈时，吴征镒说到了种质资源的保护，平淡的陈述中，透露着无法言说的忧心。从1999年向国家提建议在云南建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他已等待了整整5年。

2007年4月，种质资源库正式建成。他感叹：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资源库竣工真是荣幸之至。他叮咛：要让这一功在桑梓的大业能真正造福桑梓，要面向全国造福全人类。

让云南植物为天下所知

即使是文革期间，吴征镒在劳动之余，还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感到很高兴，就请朋友们帮他收集这种小册子，以便对各地的民间常用中草药植物进行订正。他一边在“牛棚”烧开水，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中药、草药5000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在考证中，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两年间，他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四大本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据。也是在“文革”期间，在昆明郊区黑龙潭田间劳动的时候，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就赶紧悄悄写出来、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选择回到云南，对吴征镒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近一个甲子的岁月，他和草木相亲，与云南同行。近六十年来，他用一个植物学家广博的胸襟和执着的坚守关注着云南，让云南的植物为天下所知，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从云南走向全世界。他曾说：“我一生三下云南，1938年、1955年、1958年，最后定居云南至今。对云南可以说是几乎走遍了。你看，这不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吗？”

来源：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3-06/21/content_2775750_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