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大概都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天真活泼、无忧无虑地和小朋友们玩耍。然而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童年却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我不免是其中一个，幸亏还有一个绿色的衬底。

编者按

中科院院士、中国植物学奠基人、扬州籍著名科学家吴征镒于今年6月20日逝世。吴先生的童年是在扬州度过的。在芜园，他开始对植物发生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书房，他饱览群书……这些为他潜心向学、日后成为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著名科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特此选发他的回忆文章《我的童年》，以资纪念。

搬进“99间半房子”

我在1916年，欧战方酣，“五四” 运动将起的时候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里。

我小时候多病，肠胃不好，痧、麻、疹都陆续出了，尽管种了牛痘，却还是在十三岁快进初中时得了“水痘”，虽然奇痒却不敢挠破，才免了“破相”，没有变“麻子”。然而我还记得差不多四岁了，可能由于孤单，还不大会说话，特别说不清“公”、“红”、“中”这一类“一东、二冬”的韵脚。至今特别记得清楚，娘在我患结膜炎或中耳炎的时候，抱着我，摇着我，教我背诵第一首唐诗——元稹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尽管不懂，她也还是耐心地教，来纠正我的发音：“根”、“痕”、“真”。母爱使我逐渐康复，尽管走路常常绊跌，有一回摔在石阶上，下颚裂了个大口子，也是母亲立刻用手捏紧，等血凝了才放松，免于留下疤痕。

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家中继娶五婶母的那年，旧社会把婚丧大事叫做“红白喜事”。那一年蚂蚱特别多，喜欢栖在大红绸帐上，我一个人就小心捉住很多，要小心，不然腿就断了，捉住了就装在木头盒里，用破布扎住盒口，它们在里面活蹦乱跳，这大概是孤独儿童的“虐待狂”式的童趣吧？总之是一个人想出来的恶作剧，那时实在闷得难受，却拿虫子当囚犯。

大约五岁那年，从北向东就搬进了宽敞一些的家，那里有山有石（假山），还有月洞门，小书房的小院旁有一棵梧桐树，加上大我八岁的大哥戴着眼镜坐在摇椅上看书的身影，仿佛这个家就是后来的“个园”，但我拿不准，现在也无人可问，即便有也问不着了，因为离我都很远。在那个家没有出什么大事，故而印象很浅。

六岁该识字了，这时又向东搬进了靠城墙一个又方又大，像一颗印形的高大宽亮的大宅子，在那里我的小家六兄弟住了十多年，这就是如今又修缮一新的“吴道台宅第”，原有由东向西，五排，号称99间半房子，其中的西边两排在日满统治下，被逼迫贱卖给了伪军开工厂，后失火烧掉。幸好，东三排正是“测海楼”，小花园洋房的东第一排、厨房、客厅、轿厅那一半和我这一家三房兄弟合住过的正中一排，正门、二门如今都还在。其实，这所宅第的真正主人是二伯祖吴引孙，号福茨。大约在“太平天国” 以后，曾祖母守寡，从宝应搬回扬州，“为他人作嫁衣裳” 或称“守节抚孤” 的中间一位儿子，很可能是靠做儒商的外家周家，长大成为“拔贡”，即选拔的贡生，直接进入北京大内的军机处这一要害部门，先当“笔帖式”，抄抄写写，不久就提位“章京”，大约因为祖籍安徽，工作中了宰相李鸿章的意，看他能办洋务，就提拔外放到宁波当宁、绍、台一海关道，这个“道台”专管货物出人的关税，例有回扣（佣金）阖衙分得，这在当时不算贪污。这个肥缺，先或后是另一位有名的洋务派，无锡的薛福成，他以写《病梅馆记》而得名。伯祖一做十年，赚了四十万两银子，汇回家大买田地，又见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感到当年自己读书之难，从此大买图书。后又做了一任广东藩台，在广州大肆搜罗共得23万多卷，便在扬州北河下文林坊十号起了这座仿照宁波宁、绍、台道衙门式样，建成一颗印形的大宅，五排同列，中间都有穿堂相通，外墙和东一、二排之间的风火墙都很高大，以避火灾。

位于第一排东北面的“测海楼”取“以蠡测海”，即用海螺量海水的自谦之辞，其实是藏书量超过“天一阁”三倍的晚清第一大藏书楼，楼前有一大方池，很深，中间有铁门，四面围着新式铁花栏杆，进了铁门内两边下十几个台阶可达冬季的池面。在右手边的台阶上，我因小时候“顽皮”，一次几乎掉进水去，幸好是冬季枯水，从最下级台阶爬上，有惊无险。这池是为了藏书楼防火用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易经）正是天一阁的含义。池南经左右两个对称而半洋式的小亭，穿过这个院落的南门，两边一边是供奉狐仙的大仙堂，一边是给全家做衣服、钩被子的家用“裁缝”。然后又向最南面有一个种着花木，中藏有一小座两层楼带壁炉和烟囱的英国式的红砖小洋房，这是“吴道台宅第”的特点，与众不同，却是早期买办官僚用以接待来往客商的场所。到我小时候，已经是年久失修，空无一人，楼板已朽，上不去了。但四围的八棵桂花和小院落当门的两棵枇杷，却是孩子们的恩物，端午节可吃到上好的白沙枇杷，中秋可以采桂花做桂花糖糕点。

“芜园”，我的乐园

对着小堂，中间杂种着许多花树，后来认得梅花、杏花、李花之外，还有紫薇、绣球、凌霄等，多种多样，只是杂乱无章。春天百花盛开，倒也让我想起初念的唐诗。但奇怪的是向北走的小道边上，却种着一棵很少见的“丝兰”，那是长剑样的叶边有丝丝，夏天从中间抽出一大篷挂着许多白玉铃铛样的花。它偏是一种外来货，后来我在济南大明湖旁的许多公园里都见到它，才悟出这大概是祖父在山东登州、济南一带“游宦”时带回来补种的。进园门右拐，就是一片孟宗竹林，总有一亩多地，每到春天雨后，就在竹林里看春笋，从刚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也就半天工夫，已经长得和我一样高了，惊奇得很。于是老妈妈来挖笋，拿嫩笋煮笋豆，既可当茶食，吃不完可晒干，以备夏天吃西瓜后饱胀，吃几小根就消了。扬州都吃溧阳瓜，很大，要吃就半个，至少四分之一，吃完就胀得很（那时，哪来的冰箱保藏，最多吊在井里冰一冰），什么红瓤黑子、蝴蝶子、白皮沉香子，名堂很多，但难得买到上海来的“马铃瓜”，那瓜小又甜，正合孩子们吃，不至于太饱。甜瓜叫香瓜，一般不让孩子吃，怕泻肚。扬州品种也多，有一种叫“疙瘩酥”最好，黄皮而多瘤。

竹林一直到园的北头，东边有一大方池子，没有引来水，故而经常是干的。有一架紫藤架倒了都没人管，花开时就躺在地上，藤花据说可以包“包子”，但我没吃过。晚春的榆钱饼倒吃过不少，榆、柳在主体树林中比较分散。池子东边有个“魁星阁”，大约比东边城墙高一人多，原本有楼梯能上去，到我顽皮时，大人不让上，偷偷地上去能看到城外的大运河。河边上的小街，风帆来往，远可看到河对岸的芦柴厂，扬州人没有木材烧，做饭烧芦柴。这芦柴厂有时失火或被仇家放火，“火鸽子”可以飞到大宅子的厚厚的瓦上。我还由那里爬上城墙，采白茅针吃，软而甜。

这大芜园子，是我自己的“儿童乐园”，当时还不见狐、兔和菜花蛇，但夏天各种鸣虫却很多，什么金铃子、金钟、纺织娘、蛐蛐（蟋蟀）都有。知了、蝴蝶、蜻蜓也常见，有时逮住几个，用各式各样的盒子养起来，放在床头，可我不大会养，养不长。

总之，这个“芜园”，孩子们叫它“大院子”。在七八岁时，时不时听到娘和老妈妈的叫声：“又溜到大院子里去了！”尽管门楼重重，都要追回来。

钻进书房成书虫

六岁时，娘边梳头边教我识方块字，认识差不多两千字了，就拜师傅进家塾。这就在我家大厅滋德堂的左手边厢房里，师傅就是继娶五婶的孤单老爸，名黄吉甫，他原是晚清时吃公家粮食而考不取举人的老“廪”生，我们兄弟不叫他老师，只叫“公公”。我那届上面的三哥、四哥、五哥，都已考进官立中学，我只和他的孙子，以及大我三岁的小姐姐两个同时入塾。但小姐姐读的是《幼学琼林》，“气之轻清者，上浮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沉而为地”，两个男孩子却念的是清末民初上海澄衷中学的新式教科书和《四书》。因为识字已经不少，读教科书很容易，但其中有些像《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杯弓蛇影》、《床头捉刀人》、《堕甑不顾》等等那样的小故事和寓言却感到有趣，倒没有什么为难。然后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那文言文也不太难读，而且都有注解。但是要背书，这就被训练强记了，有些不太懂的地方，也就囫囵吞枣背熟了。下午先读《古文观止》，一篇一篇的选着读，但是不要背，由于“强记”，有些

有韵的，顺口也就上来了。学写字，头一年里用“红仿”描，“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写在九宫格子里，用墨笔往纸上描，每天一张。后来就自己临摹欧阳询的《千字文》那类中的一种，天天写也就背上了。三点以后读“唐诗三百首”，也是一首一首，先生讲而后读，摇头摆尾地读着，到五点钟左右放学。

这以后，溜大院子就只有午饭后或“下午”（点心）时去了，还是孤独一个。可由于识了字，读得懂文言文。正值9到11岁，有点懂事而又开了窍，使我在空闲时间，就躲到大厅右边父亲的小书房里。父亲在我8岁时，就从北京辞职回家当“议员”了，他带回来不少书，因他是济南客籍学堂毕业，又在农商部做“京官”，大概管过地质调查所和后来是动物园的三贝子花园，那时已有故宫博物院，所以他的藏书很杂，我都翻阅过：故宫博物院用珂罗版印的《神州国光集》，很多各时代的山水、花鸟、人物；地质调查所的Paleontologica Sinica，上面印着有些动植物化石，这些书太大太重，放在以后看；先看吴小如用“工笔画”石印的《点石斋画报》，那里画的都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各种新闻，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又翻阅了1919年商务版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从此我就看图认识了大院子中的各种野生和栽培的花草、树木，溜到大院子又有新事情干了。藏书里面还有些“绣像小说”——《三国志》、《水浒》是大人让看的，《红楼梦》不让看，以后偷着看了，虽然更长见识，更懂“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可是看坏了眼睛，变成“大近视”的小老头。由于父亲也是进步党人，他有一套《饮冰室文集》，我很喜欢读那长江大河似的文言议论，大约也影响了我后来写的“救亡歌”。读完了《古文观止》，接着选读《东莱博议》，实在有些腻味，就写长文来驳他，因而公公批了红批：“东莱之言，何可訾议”。我这届毕业后，公公“告老还乡”，从七弟以后，不是直接入中学，就是失学了。

……

我在《四书》背熟后又读《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其中诗经虽然文字可能最古，但有韵容易上口容易记。春秋正文很短，但《左传》很有些有趣故事，比较起来，因之也容易读。《礼记》其实是儒家久已过时的礼教，繁文缛节，如今已几乎全部还给老师。我连《易经》（按《易经》颇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在内）都读完了，才以同等学力考上江都县立初中。因为从进私塾起，同时就请了大哥、二哥上过的圣公会立美汉中学教英文、数学的教员等做家庭教师，先后有张德明、茅以仁和张彭瑜，这就是我为什么能以同等学力考初中，跳考高中的依据。作文、英语和数学都还可以。

……

到了13岁，我就以同等学力考取江都县立中学，从此结束了我的童年。（选自《我的童年》，本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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