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研和成长，凝聚了吴征镒先生的指导和教诲，体现了一位大师对后学晚辈的提携、扶植、关怀和厚爱。这应该渊源于豆科锦鸡儿属（Caragana）。1990年我们完成一篇秦岭和黄土高原锦鸡儿属的研究论文，冒昧地寄吴先生审阅，他不仅及时复信、详细修改了文稿，介绍和促成到他主编的“云南植物研究”发表（1993年），而且从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研究的战略眼光，高屋建瓴地指示了锦鸡儿属的研究意义、研究方向，要从细胞、花粉形态、微形态、生化多学科证据综合研究，“Caragana属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属，需进一步组织力量围攻。前在区系工作会议上提过，您们如愿作更多工作，请蕴酿自行组织并可申请有关国内外基金，我可尽绵力促进”。我当时还在武汉大学读植物分类研究生（在职），那里能想到申请国内外正式的研究基金。蒙吴先生指引和鼓励，之后陆续申请到了关于此属分类与地理研究的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993-1995），博士后基金（1995-1997），面上项目（1999-2001）等，完成了此属研究的博士后报告（1997），从形态的系统与地理（云南植物研究,1996,1997），到分子系统发育与生物地理（Mol Phylogen Evol, 2009; Plant Syst Evol, 2010)，发表了系列的论文论著，逐步跨上了研究台阶。1997年在昆明时，吴先生根据我当时的研究，精辟而深邃地指出锦鸡儿属区系地理中要关注“秦岭--东北（远东）--阿尔泰”所谓“大三角”的地理关系。锦鸡儿属的分类与地理研究是我近20多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一些工作进展和成绩，是与吴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分不开的，并且还将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 

　　我有幸能去昆明入室成为弟子、在吴先生指导下工作两年，是吴先生给我恩赐了良机。199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不久，名额相当有限，吴先生当年的1个名额已用。尽管有周以良教授（我的博士导师，吴先生解放前清华植物系的学生）、王荷生研究员的推荐，吴先生对我当时搞的分支系统学（cladistics）与生物地理学也感兴趣，但我去昆明仍是梦想。碰巧当时国家人事部专家司司长庄毅（兼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先生去云南视察工作、安排拜访吴先生，吴先生把我的申请作为一件要事和庄毅司长商谈，专门争取追加了一个指标，从而实现了我的夙愿。我写信给王荷生先生我已到昆明工作时，王先生祝贺我是去“朝圣”的，因为当时昆明植物研究所集聚了吴先生以及国内众多优秀的植物分类学家、地理学家。 

　　吴先生对植物学的卓越贡献和在国内外享有的盛誉，在他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殊荣前后，已通过各种媒体，作了系统的总结和传播。作为学生，我对吴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的理解和感悟，其实在1996年前后。那时正值吴先生组织和主持的国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植物区系研究结题总结，吴先生积数十年的研究、实践，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多系、多期、多域”论断，以及东亚植物区（Eastern Asiatic Kingdom，相对古地中海区、北极区、古热带区）的重要观点，我体会他此时达到事业上的巅峰，真正称得上世界植物学大师。这些重要成果在为纪念吴先生80华诞、1996年在昆明举行的“东亚植物区系与多样性”国际学术会议上，得到充分展示。我数次聆听吴先生的报告、谈话，感悟深刻的还是先生博大精深后面的“厚积薄发”。这些重大成果的问世，实际上是集60多年的积淀，基于他对中国3万多种种子植物宽广纵览和有关专科专属分类、分布的仔细和精深研究，基于他足迹全国、从西藏、新疆、东北到海南的野外实际考察，基于他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理论思考和凝练，基于一个“纯粹学者”（a true scholar，著名植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 1996年的评赞）不间断的研究。他研究的厚积薄发，也充分体现于1979年发表在“云南植物研究”创刊号上的开篇“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一文，仅此文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1等奖，是我国植物区系地理的经典之作。我是反复研读的。我在昆明两年，吴先生当时已80多岁，而且在从事中国植物志第一卷的繁重工作，晚上已因为视力不好不再工作，所以请吴先生教我们看标本、去野外或他专门讲课，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多数情况是通过一些工作或论文，约某个时间具体地请教吴先生，记得吴先生从来没有因为繁忙而拒绝或拖后我的请求和预约。1997年11月我离开昆明时，吴先生曾对我有大约1个多小时的工作上的长谈，谈昆明谈北京，谈学科，谈我的发展，真是语重心长，我每次翻出笔记，都感觉温馨、亲切和启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胡适之讲，聪明人是要下笨功夫的”，记得我听此言当时的第一反应和理解是，植物分类学是得从一张张标本、一个个形态特征积累的，是要下“笨功夫”的，而本人的基础、天资等都还是次要的，这大概也是这个学科不同于其他抽象思维如数理或一些靠精巧设计的实验学科的特点之一。后来体会，这不仅是对我辈作学问的教诲和训戒，吴先生事实上他是认可胡适之的话、几十年作学问也是践行此哲理格言的；以吴先生对植物学的兴趣、天资和具有在清华早年训练的基本功尚且如此，况乎我辈，更应加倍花时间、下笨功夫的。这个对我作学问的教诲和训戒，我也常给我的学生讲起。 

　　作为一个植物分类学家，吴先生对罂粟科紫堇属（Corydalis）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他的“看家类群”之一。紫堇属是一个特有分布中心在我国横断山区、分类十分复杂的类群，约300种。说它分类复杂，实在是其形态特征复杂多变、分种标准不易掌握，分种需经细致的形态观察，要想对紫堇属分类“入门”不是很容易的。我对吴先生的敬仰，不仅来自他和苏志云研究员、庄璇研究员完成的“中国植物志”第32卷，以及他们对该属分类系统、演化亲缘关系的研究论文，也还实地目睹和见证了吴先生在国内外一些大标本馆的鉴定、定名，如昆明（KUN），北京（PE），德国柏林（B），英国伦敦（KEW）等。特别要提一提，柏林标本馆的著名分类学家Fedde Karl Georg Freiedrich（1873-1942）于1920年代对紫堇属有系统的研究，是紫堇属专家，而他对紫堇属研究的模式和有关标本保存在标本馆地下室，幸免于二战炮火。自Fedde之后，很少有人详细鉴定该馆此属标本，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困难。吴先生1980年代访问柏林时，查阅了Fedde的许多模式标本，对柏林标本馆所有的紫堇属标本作了鉴定、定名。我2002-2003年在柏林马普学会分子与遗传研究所高访一年，常去柏林标本馆，看到该馆紫堇属标本大都是吴先生的鉴定和定名，深有感触、深受教育。没有对紫堇属的系统地分类研究和仔细观察，是作不到正确鉴定、定名的；没有对这一类群多年的积累，是作不到权威（authority）鉴定、定名的。也说明植物分类并非易事，一个类群精湛和完整的分类研究是要从一张张标本作起和多年积累的。虽然我也承担和完成了英文版“Flora of China”紫堇属和罂粟科的工作，但都是在吴先生等前辈的分类和系统框架下作的，对系统分类和演化等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顺便提提，有违吴先生当初安排我长期作紫堇属系统学工作的初衷，我还是愧疚的。 

　　光阴荏苒，一晃1996年过去近20年、吴先生已仙逝一年，但先生之功勋常在、风范永存，我作为一个学生聊以此文，表达对他深深的怀念和纪念。 

　　2014年4月25日完稿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