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院士九十华诞时，我受命编辑《吴征镒文集》和《百兼 杂感随忆》，《吴征镒文集》是吴老学术论文汇编，《百兼 杂感随忆》是非学术性的文集，两部文集于九十华诞时顺利出版，吴老自己说：“这是我自己给大家的一个阶段性交待吧”。通过这两部文集，可以了解吴老一生学术成就和思想情操的大概情况。
按吴老自己的的设想，他要过像程颢《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一样的日子。传来国家编纂《中华大典》的消息，而且《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恳请吴老来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吴老和任老是清华校友，1938年一同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家人担心吴老九十高龄的身体无力担当此任，呈请任老容准。任老回话说：“中国只有吴征镒能担此任”，又说：“让我们两个九十岁的老人一道来完成编典任务吧”。盛情难却，吴老接下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任务。
按《中华大典》编委会的要求，我们要在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籍中辑录出有关生物学知识记载的信息，特别要辑录生物物种的形态特致、生长（生活）习性及地理分布信息，编纂现代新型类书。此乃承传古今、横贯中外继承中华科学文化知识的历史大任。
吴老告诉我们：要做好编典工作，一是要看得懂汉字繁体字，二要有生物分类学、生物系统学的基本知识。能读懂古文，对年轻人而言，学的是简化汉字，认不清繁体字，六十岁以上的人多数能识繁体字。所以参加编典的人员基本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分类学工作者。队伍基本组织起来，吴老专门撰写“学古文习古字与编典——略谈小学、选学、朴学、汉学”的文章，又约请几位做科学史研究、有生物学古籍知识的科研人员一道汇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暂定引用书目。吴老为我们引路、铺路和搭桥。
吴老说：“读书首先要识字”，中国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学来写来最困难的一种，汉字从单音语产生单音字，没有字母，只有笔画。古代小学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造字。吴老告诉我，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院士编纂了一部《新部首大字典》，是文字学的必备工具书，吴老让我学习使用这部书，它是一位真正学者的苦心孤诣。编典中这部书放在我的案头，常翻常查常阅，特别是带木字旁、草字头、竹字头的字与植物大有关联，从认字开始，深入了解字意和内涵。让我增知良多。
吴老说：“凡读古书，需要先知历史”，有了“史识”，才能知道历史发展规律，才能从沙里淘出金来。还告诉我他学历史的诀窍：“学历史要倒过来读，要抓两头带中间”，先从清朝读起，从康梁变法、辛亥革命读起，弄明白从封建社会怎样蜕变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吴老要我读一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补知中国历史概括。读古籍，要有的放矢，选择经籍志、艺文志和食货志，帝王世纪“世家”等不必读，重点要寻根本门科学的实物。有了吴老的这些教导，我补上了许多编典需要的基本国学知识。
吴老要我多注意清代陈梦雷（字直斋）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草木典》，吴老自己带头通读《草木典》，在放大成三号字的文献上疏分各部的植物特征，写出属种学名。从2008年中起，疏理了《草木典》的大部文献，并做了编典示范，教给我依据古籍文献信息考据植物物种的方法。我按吴老的思路，试考据一些物种，例如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白药”的植物，吴其濬只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产于大理，二是可做医马的药，没有植物图，我调查产大理的中草药情况并查阅了我们研究所在大理一带调查中草药的资料，发现既做医治马病而又名称“白药”的植物，民间称青阳参（萝摩科植物），而且这一用法在民间历史很久，周边的一些县也有此习惯，吴老听了我的调查分析，认为是有根据。并且说：要善于从古籍中的蛛丝马迹里发现线索。我和同事们一起考据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云南植物，取得阶段性成果。
吴老对我说，要读一读《古文观止》，例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我都一一细读过，多少补上一些国学知识欠缺。
吴老告诉我，清嘉庆朝程瑶田的《九谷考》认真从农民和实物那里学到了真知，清朝封疆大吏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是当时中国本草学的集大成者，类似的这些古籍，要多花点时间来读。在吴老指导下，我初读了一些植物古籍，为编典添了一些基础知识，起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作用。
吴老自己博学渊识，国学功底深厚，辅导编典，引上路轨，还扶送一程，又一次实践了他愿以自己肩膀给后人做人梯的承诺，在深受益教之中，我辈也深感自愧不如。
现在虽然《植物分典》尚未完工，但在吴老的谆谆教导中，让我走上了编典之路，我和其他参加编典的同事，铭记吴老教诲，编典信心更加坚定了。
吴老安详离开了我们，失去恩师，心中悲痛无比；失去恩师，少了编典的坚强靠山。我任《生物学典》副主编兼《植物分典》常务副主编，作为吴老的助手，唯有化悲痛为动力，在日后的编典路上，哪怕有万重荆棘，一定要披荆斩棘，圆满完成编典任务，以告慰吴老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