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即将结束之际的1995年，彭华博士毕业；1996年底，德铢从国外做博士后归来。我们先后在吴先生身边工作，与先生接触相对较多，也受教良多。

先生曾有言：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有了之前几十年的调查积累，进入耄耋之年的吴先生，也在历经管理和领导学术的多年繁忙后，开始如他谦谓的“折节读书”时期，实则可谓于学术上竞放异彩。1996年在纪念其80华诞的“东亚植物区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东亚植物区和调整世界植物区系高级阶元，即东亚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并列，以及被子植物“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的学术观点。在90高龄前后，克服视力高度下降等诸多困难，每天坚持工作6小时以上，终于带领弟子们完成了《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植物志（总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演化》、《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四本专著。这些著作先后在2003年－2010年间出版，了却了他一生的心愿。正如他自传里所言，这些工作需要不断有后人的深入工作加以检验和证实，显示了一个学者的襟怀。

1956年，面对云南和全国暴露出一些破坏森林的问题，他和寿振黄先生提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设想，以起就地保护之效；世纪之交，他又站在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建议建立 “中国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实施，实现离体保护，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前瞻性的部署。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先生就整理了明代嵩明人兰茂的《滇南本草》，自写自画自印《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2007年2月，先生又接受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的委托，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承担起保存和发扬中华传统植物文化的重任，倡导植物考据学的兴起。基于他的杰出贡献，2008年，国家把科学技术最高的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给了他。一个类似奖项复杂的申领过程和组织，使我们在多次的代行答辩中从浩若烟海的背景资料中深刻体会到从沧桑世事的一个老科学工作者毕生对祖国和科学事业的深深热爱和眷念。

先生被誉为中国植物的活字典，绝大部分的属和约半数的种类他都可以直接给出拉丁学名。攻读博士期间，就曾听研究室李恒先生介绍，1983在湖南壶瓶山的一次野外考察中，吴先生一路走过，一路植物的拉丁学名就呼之而出，如数家珍，随行者均惊叹不已；类似的精彩在1986年的贵阳“全国植物区系地理培训”六冲关实习中重现。2010年5月21日，两位博士生随彭华去探望先生，一个说到做苍山区系，先生立即说起1930年代与合作者在苍山的采集，大感往事如烟；一谈到我们在永德大雪山采到孙必兴先生发表的红山茅属另外一种，可恢复亚属的概念，他依然敏捷地说出其拉丁学名Rubimons 。转眼间伟人已逝，弟子潸然。

先生为国家和科学鞠躬尽瘁，他的一生伴随中国现代植物学的诞生、成长和腾飞，是这一波澜壮阔发展史的缩影。先生是中国植物界的一座丰碑，他在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和植物考据等研究方向做出的贡献将长存于世，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