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1916-2013），江苏扬州人。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机关支部书记。198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吴征镒是国际著名植物学家，曾任美国植物学会终身会员（1983）、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1985）、前苏联植物学会通讯会员（1987），任《中国植物志》主编（1987-2004），《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中方主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07）。他立足云南，放眼世界，从事植物科学研究七十余载，为中国植物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绿色底衬 矢志植物

　　吴征镒出生于1916 年6 月13 日，那时他的祖父吴筠孙在江西任浔阳道尹。吴征镒周岁时，这位曾是光绪甲午年间传胪的浔阳道尹，突发脑淤血而故。从此，家道中落，屡遭大故，举家迁扬州号称“九十九间半”的吴道台宅第。吴征镒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幼年吴征镒性格孤单内向，不大愿意与兄弟们一起玩，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种满花草树木的芜园里玩耍，看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芜园成了吴征镒的“儿童乐园”。

　　他8 岁进家塾，开始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练就了博闻强记功底。

　　10-12 岁，阅览父亲带回家里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在芜园里“看图识字”，初识花草树木，发现芜园里植物与书上植物有许多很相似，便一一记下它们的名字。春天雨后，他趴在芜园孟宗竹林旁，专心致志地看春笋露尖头、拔节放箨簌簌有声，半天功夫，长得和他一样高了，感到惊奇得很。童年吴征镒对植物的稚趣十分浓厚，为他的童年铺上了绿色底衬。

　　在扬州中学读初、高中期间，得唐寿、唐燿和吴伯遐等老师教诲和鼓励，吴征镒学会采集植物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技能。假日常与同学集伴郊游，采集植物标本，自采标本有二百余份。二哥吴征鑑请来南京金陵大学教植物的焦启源先生帮助鉴定植物标本。高中生物老师唐燿发现吴征镒对植物很有天赋，鼓励并帮助他在班级上举办一次标本展览，对吴征镒心灵影响很深。高中毕业时，吴征镒坚定报考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专攻植物学。1933 年，17 岁吴征镒如愿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开启自己与植物的一生情缘。一次不经意的标本展览，成就了一位植物学大家。

　　通才教育 宏图大愿

　　1933 年至1937 年，“弱冠之年”的吴征镒靠五哥吴征铠半薪资助和清寒奖学金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推行“通才教育”，一则为将来深造打好基础，二来也为学生就业多些门路。理学院学生要学通史，文学院学生要学生物。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程由名师担任，朱自清教国文、叶公超教英文、萨本栋教物理、高崇熙教化学。生物系二年级，学植物、动物、生理、土壤等，植物方面藻、菌、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的个体发育、世代交替全学，由留美归来的吴韫珍教授授课，讲的是当时最新教材。

　　三年级吴征镒入生物系植物组，从华北植物入门，学习植物分类学。吴韫珍教授系统讲述Engler系统、Wettstein系统和刚出现的一元二系的Hutchinson系统，学习Bessey上位、周位、下位花的演化知识。吴韫珍教授亲自带学生到北平郊区、小五台山、易县等地做森林群落实际调查。吴韫珍教授绘制植物花果解剖精图，结合实地植物讲授。还将Hutchinson所绘单、双子叶系统树，从“条条”结合“块块”（大类群）来讲述各科或科以上大类群的系统演化趋势。这些知识的获得和积累，对吴征镒后来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和植物区系“多系- 多期- 多域”起源理论的形成有着师传承继的渊源关系。

　　李继侗教授为植物组开设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必修课，讲述当时国际上初创的植物生长素（auxin）研究情况，用Maxinnov植物生理主要原理和试验方法，给学生设计简单易行的实验，使得讲课鲜活起来，学生容易接受贯通。还选用Schimper和Warming的经典名著，结合Habberandt的著作，力图把生理学和生态学联系起来。Raeunkiach生活型学说和Goebel新学说也是教授的内容。李继侗教授结合森林群落实际调查，介绍群落学和植物地理学基本概念和野外观察方法。对吴征镒印象深刻的是应用记名样方或样带，将生态学的野外调查建立在认识植物生境及其地理分异的基础上，这种植物生态学结合群落区系成分结构、组成的研究思路让吴征镒受益匪浅、享用终身。

　　2005年我在收集整理吴征镒学术资料时，发现吴征镒一些课堂笔记，有吴征镒用英文记录学习植物生理、化学和土壤的笔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试想，当今国内大学生有如此能力者，恐怕为数不多。

　　1937 年，吴征镒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他用第一个月的薪水，自费参加段绳武“移民实边”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河套地区、贺兰山调查采集，初步认识草原半荒漠、荒漠植物和景观。不料，八月二十三日，北平沦陷，考察团无果而散。待吴征镒辗转回到扬州，接到李继侗老师要他速去长沙，参加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行列。吴征镒来到长沙，加入清华农科所在岳麓和衡山的采集调查。接着长沙临时大学酝酿南迁昆明。1938 年1 月，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吴征镒加入从长沙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昆明。行进中，在李继侗老师带领下，吴征镒每日观察沿途植物和植被情况，采集小标本，一日不漏记下日记。湘黔滇一路行来，使得吴征镒对华中至西南的植物有了实际感知。

　　到了昆明，吴征镒与熊秉信一道在昆明附近考察，发现昆明一个县的植物比河北一个省的植物还多，初感云南植物的丰富性。此后，在张景钺、吴韫珍、李继侗等率领下，赴宾川鸡足山、大理苍山和德宏瑞丽考察，取得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灌丛的印象后，又目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以及各式各样次生植被等。他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又沿湘、黔、滇南行至滇南，一路的植物感受，促使时年22 岁的吴征镒给自己提出从弄清云南植物种类入手，进而弄清全国植物种类的设想。此时，他立下宏图大愿，即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研究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和中国植物区系发生发展变化规律。

　　过“区系关” 编植物志

　　吴征镒认为研究中国植物、开发利用植物资源，首先要过“区系关”。所谓过“区系关”，就是要把中国本土生长着多少种植物的家底搞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开启各类的自然资源考察，也包括植物资源考察。吴征镒参与领导的华南生物资源调查、南方林业调查、橡胶宜林地考察、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等，“任务带学科”，逐步累积其摸清植物家底的宝贵资料。他既是领导者，更是实践者，扩大了区域眼界，增添了学科阅历。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头等大事。自1959 年《中国植物志》启动时，吴征镒任编委，1973 年任副主编，1987 年，继钱崇澍与陈焕镛、林镕、俞德浚等三任主编后，接任主编，直至2004 年《中国植物志》80 卷126 册全部出版。

　　《中国植物志》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结晶，是二十世纪世界植物学界卷册最多的“巨著”，也是一把开启中国植物资源宝库的钥匙。吴征镒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一：1939-1948 年间完成了中国植物卡片3 万多张，为后来编研《中国植物志》提供了基础资料；其二：他对中国植物有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被誉为中国植物“活词典”，领衔做一些大科、难科编研；其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标本，核查鉴定，审阅稿件，组织联合攻关，推进编研进度。在他任主编的17 年里，领导完成了《中国植物志》2/3 以上卷册的编研和出版。2004 年，《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此时吴征镒的感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志》的集大成者，当之无愧。

　　《云南植物志》和《西藏植物志》是中国关键地区植物志的重要标志，吴征镒是这两部植物志的主编。

　　1988 年，中国科学院批准，吴征镒代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与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 博士签定了《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即 Flora of China的合作协议。他任中方主编。2013 年，Flora of China 25 卷全部出版，标识着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大大提高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水平和地位。

　　《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的出版问世，较为完整地回答了中国有哪些、有多少种子植物的问题。

　　资源综考 持续发展

　　1949 年10 月1 日新中国诞生，11 月1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可见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12 月，吴征镒奉命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加入建设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行列。吴征镒时任中共科学院党组成员兼机关支部书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只有8 位共产党员。

　　竺可桢副院长主管生物地学方面工作，曾多次约商吴征镒讨论生物学口的学科建设、布局等问题。竺可桢副院长领导地理、气候、土壤、水文、动植物等各方专家商谈全国自然条件考察、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和全国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并规划全国大区的综合考察。在竺可桢副院长领导下，吴征镒参加南方地区的生物资源考察，主要是华南( 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和贵州等地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生物资源、林业资源、橡胶宜林地以及紫胶寄主等资源考察。中国与前苏联联合进行的中苏云南热带森林、生物资源考察以及中国和东德的东北地区生物资源考察也在此间进行。

　　从1953 年到1958 年，吴征镒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野外工作，足迹遍及华南、海南和云贵。橡胶是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在南方部署橡胶种植业是国家的战略布局。吴征镒和马溶之、李庆奎、罗宗洛等专家汇同农垦部门，在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考察橡胶宜林种植问题，结合当地植被，考虑橡胶生长的土壤、气候和营养生理条件等需求，提出“大苗壮苗定植”、适当保留原生灌、草丛植被以防治雨季水土流失、以本地树种营造防护林等建议；同时建议放弃粤西、桂东沿海、海南西南干旱沙地和龙州石灰岩地带上种植橡胶的计划，放弃拖拉机农业措施。这些建议得到农垦方面的采纳和实施。我国橡胶种植业得以稳定持续发展。1982年，“橡胶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吴征镒是获奖者之一。

　　1958年初，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来到吴征镒住的中关村宿舍，告诉他：“总理要到广东新会视察野生经济植物利用和废物利用，要你作为随身工作人员同行。”接着让吴征镒到总理办公室，由童小鹏主任作详细交代和安排。到了新会县，党向明县长陪同，参观新会野生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展览会。在新会，蒲葵是绿化观赏植物，叶做葵扇，老叶筋做牙签，果实、根、叶入药，新会“蒲葵工业”很有特色。新会工匠利用拆城墙和废居的破桩烂瓦，修建了一座无梁无柱的大礼堂，总理十分赞赏。

　　1958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中科院与商业部于1959年2月向国务院提出“开展野生植物普查和编写经济植物志的报告”，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全国开展了野生经济植物普查。吴征镒主持编纂《中国经济植物志》。在开展全国野生经济植物综合利用中，吴征镒是起于源头，行于其间。

　　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实践中，吴征镒考虑到三个要点：一是要建立开发利用的技术手段，在昆明植物所创建资源植物化学研究室，从分析植物化学成分入手，建立植物化学成分分离、纯化和结构鉴定的技术和方法，并向微量、快速、高效方向提升，进而研究植物化学成分在植物中的分布规律。如今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方面不断做出创新成果。二是探索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规律，他研究提出“植物有用物质的形成和植物种属分布区的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的论点。人参属（Panax）人参皂苷（Ginsenoside）、薯蓣属（Dioscorea）薯蓣皂素（diosgenin）等资源植物在我国的发现和市场化使上述理论得到证实。三是要解决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的问题，他反复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即人可以成为最高级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从而提出近代农业不但要有微观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遗传特性的一面，还要有热带至温带以多层经营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这一对立统一的观点是他在保护生物学和植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工作中的根本思路，是他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出的观点。因此，他获得“COSMOS”国际大奖。

　　吴征镒为我国植物资源学，特别是药用植物和植物化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做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工作。他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

　　高屋建瓴 前瞻部署

　　在橡胶种植业发展和野生经济植物综合利用中，吴征镒和一些专家发现，有的原生植被被破坏、部分野生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意识到这种负面影响发展起来对国家生态环境和生物物种保护极其不利。

　　1956年10月25日，竺可桢副院长在北京主持华南热带资源小组讨论会，吴征镒在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时，提出“建议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见。1958年9月，吴征镒和寿振黄向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提出在云南省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得到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及时批复，指示各地（州、市）按建议规划组织实施。

　　截止2010年，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2395 个。云南省建立自然保护区161处，其中国家级16处，省级45处，总面积298.5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6%。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面临着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挑战。1999 年，吴征镒呈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朱总理及时批示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请你们在中央有关部门帮助下，进行可行性研究，结果报国务院。我认为设想很好，应给予支持”。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种质资源库于2007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2009 年通过国家验收。截止2015 年底，共收集保存包括植物种子、植物离体材料、DNA、动物细胞系、微生物菌株等各类种质资源23568种，197084份（株）。其中，野生植物种子9129种（占我国野生植物物种30% 以上），67869份，野生动物遗传资源6435份。

　　种质资源库构建种质资源基因组学研究平台，深入研究开发利用种质资源的可能性。基于种质资源库的中国植物DNA条形码计划，联合国内22个科研院所和大学的60个研究团队，完成了中国种子植物75科141属1757种6286个样本的DNA条形码比较研究，提出ITS作为种子植物核心条形码新标准，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发表（PNAS 2011，108: 19641-19646）。国际同行发表专题评论认为“该项研究代表了将DNA 序列纳入植物物种水平分类和鉴定的重要一步”; 已在植物多倍化与 DNA 甲基化关系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成果首次为多倍化事件发生后植物基因组进化受表观遗传修饰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相关论文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2015,112(50):7022-7029）； 在种子生物学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揭示了种子萌发过程中膜重建的动态变化模型，说明了渗透引发提高吸胀冷害抗性的原因，提出了利用磷脂酶抑制剂改善作物种子吸胀冷害抗性的技术方法（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2015,38(7):1391-1403）。

　　吴征镒站在国家战略需求层面上，早年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和近期提出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做出前瞻性、战略性的贡献。

　　上下探索 自主创新

　　吴征镒从事植物科学研究七十余载，起步于植物分类学，进而扩展到植物资源合理利用、植被与群落、植物区系地理、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等诸方面，均与国家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吴征镒认为在弄清国家植物家底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弄清中国植物的来龙去买问题，即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发生和演化问题。这是他22 岁时给自己正式立下的宏图大愿：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研究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和中国植物区系发生发展变化规律。

　　1964年，吴征镒发表“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提出了“在北纬20°－ 40°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摇篮，也是北美洲和欧洲等北温带植物区系的发源地”的理论。标志着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全面、系统工作的开端。

　　1996年, 吴征镒提出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与泛北极植物区、古热带植物区等六大陆地植物区系区并列。这一陆地植物区系分区新观点（东亚植物区）的提出是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重大突破。并在世界植物区系的背景上，分析了我国350多科，3300多属，3万多种植物的系统发展和区系地理分化，从而推测被子植物可能起源于两亿年前的侏罗纪。

　　1998年， 吴征镒通过对中国种子植物已知3300个属的分布格局研究，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大分布区类型和31 个变型，并在进化的背景上，分析了每个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及其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及规律最全面和完整地分析。

　　吴征镒强调植物区系研究要与植被研究结合。1956年，他提出的《中国植被分区》具原创性，完成的中国植物区系区划，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科学基础。

　　吴征镒创立生物的“三维律动演化”，提出的被子植物 “多系- 多期- 多域”起源理论（“被子植物的一个多期、多系、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2002）和“八纲系统”的方案（“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1998）。这是东方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东亚，放眼世界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和演化的新理论。

　　吴征镒提出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标志着吴征镒植物区系思想体系的完善和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耄耋之年，吴征镒折节读书，随读随写，系统读，系统写，完成了四部自主创新的学术专著《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2003）、《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2005)、《中国植物区系地理》(2010)。系统总结他对国内外实地考察而得的感性认识，并上升到理性探索和思考，在世界植物区系大背景下，对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布特点、起源、演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认识。

　　吴征镒从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开始，经过殚精竭虑，百折不饶的努力，在上下求索中不断向着求真的方向推进，为实现人生理想和追求，奉献自己的一生。殊荣之下，他说：“我的这些成果，是见解深邃的科学理论还是片面的科学论断，或者是无据的假说推断，都要让后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与认识加以评说，留于后人评说，肯定与否定由科学实践的证明来判定，我愿把这些著作作为引玉之抛砖。”真正的科学家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是无私无畏者。

　　编纂大典 贯通中外

　　2006年12月，《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盛邀吴征镒任《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主编。得知这位与他同庚并在抗战时期曾一道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清华校友，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后领衔编纂《中华大典》，吴征镒对任老钦佩之心油然而生。

　　吴征镒出任《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主编，毕竟年至九十，心有余悸，家人也有所顾虑。任继愈得知吴征镒有所犹豫，又传来话说：“吴老是当今既知现代植物，又懂古代植物的人，编典最适合不过了，让我们两个九十老人一道来编典吧。”盛情之至，吴征镒接下编纂《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的任务。

　　在我国历史上，编纂典籍是国家和时代兴盛的重要标志。中国从三国曹丕的《黄览》开始，明朝《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均是其典范。大约300 年修一次典籍（类书），故有“盛世修典”之说。如今，喜逢改革开放盛世，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纂《中华大典》是中华文化续脉的大事。与历代编典显著不同的特点是《中华大典》不仅包括社会科学的内容，更涵盖自然科学的各项门类，故《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中国科学家传承中华科学文化知识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然而，编典仍是件陌生事，也是件不易事。吴征镒为此做了三件事：一是撰写了“学古文识古字与编《大典》”的文章，要求参加编典的人员要学点国学和历史，要能读懂古文，了解古籍中有关生物记载的内容；二是主持编写“《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 植物分典》暂定引用数目”，涉及古籍文献数千种，编典查询古籍有了大致范围；三是解读《古今图书集成. 草木典》，对其中各部所涉植物做了科属学名考订，为编典做出示范。任继愈得知他亲自撰文动员并亲自示范，很高兴地说：“《生物学典》只有吴征镒来主持，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还说：“《生物学典》还要标出各个物种的拉丁学名，让外国人也能看懂我们的大典，这点也只有吴征镒来把关”。

　　外国学者不一定要看懂中文古籍，但只要有动植物的学名，就可大概了解中国古籍动植物的种类和分布。有了学名，《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就可连接古今，贯通中外，这是《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创新之处。

　　如今，任老、吴老先后辞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动物分典》和《植物分典》已分别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编纂完稿，总字数1600余万字。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项目得到中科院领导和业务主管部门大力支持，参加编典的各位同仁，无论是年老体弱的长者，还是年轻的后人，大家秉承任老和吴老思考深刻、治学严谨的精神，认真而努力地做好每一条目的编撰。在“家祭勿忘告乃翁”之时，我们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任老和吴老：历时八年我们交出了一份问心无愧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