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COP15春城之邀”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系列新闻发布会·科技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召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系统驻滇单位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单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相关工作，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产业发展 

开展了系列工作 

取得突出成绩 

　　 

　　植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 

　　研究所长期以来在生物多样性综合考察、珍稀濒危植物调查评估、生物资源保藏与引种驯化、生态评价等方面开展工作，针对自然保护区已出版了20余部专著。在研究所科研团队的支持下，九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组织和参与各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以及植被资料；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共同牵头编研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牵头编研完成的《云南植物志》获得省科学技术特等奖；与云南大学一起完成了植被巨著《云南植被》的编写出版。近年来，研究所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国内重要科研机构，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地方生物多样性的家底编目《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版）》等，为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云南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平台和保存体系 

　　依托研究所建设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唯一以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为主的综合保藏设施，目前该种质资源库是全球第二、亚洲最大的野生种质资源库。截至2020年12月，已保存植物种子10601种（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数的36%）85046份，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93种24100份，动物种质资源2203种60262份，微生物菌株2280种22800份。 

 

　　建设了以引种保育云南高原和横断山南端地区的珍稀濒危植物、特有类群和重要经济植物等为主要内容，以资源植物的引种驯化和种质资源的迁地保护为主要研究方向，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科普与公众认知为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昆明植物园。园区开放面积660亩，已建成山茶园、水生植物园、中乌全球葱园等16个专类园，收集保育植物8840余种。

　　在标本馆体系建设上，拥有中国第二大、在国际植物多样性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总量150余万份，是我国收集植物门类最全的植物标本馆。逐步形成了以我国西南地区为标本收藏中心，采集范围覆盖全国、辐射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等地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区域性标本馆。

　　研究所还布局了云南丽江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4个国家级、省级和所级野外台站，最近在加快推进建设高黎贡山综合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典型脆弱生态系统西南干热河谷生态修复取得进展，建立了红河山地未来种质资源创新中心与耐旱抗逆种质资源圃与种业苗木繁育基地。

　　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重要领域 

　　在全国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的研究，调查获得了80个植物物种种群现状的基础数据，其中包括两个被认为野外灭绝的物种；对61个物种实现迁地保护、9个物种开展近地保护示范、20个物种开展回归试验示范；建设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与覆盖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保护试验示范研究基地12个，形成了系统研究对抢救性保护的科技支撑。自2015年在昆明植物园内开始建设“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已构建了44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种群，在昆明植物园早期进行迁地保护的华盖木、显脉木兰、滇桐等种类已开花结实，标志着迁地保护取得初步成功；杏黄兜兰、硬叶兜兰、华盖木、漾濞槭等物种回归到野外，其中4种已开花。 

　　2013年和2019年先后主编出版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与探索》与《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研究与保护》两部专著。2019年出版和发表了向国内和国际介绍中国与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成效的文献；2021年支撑云南省发布《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2021版）》。 

 

　　植物化学与植物资源利用 

　　探究清楚了天麻的生活史，为天麻的人工种植成功做出奠基性的贡献，对三七、重楼等重要的药用植物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支撑天然药物的研发和产业的发展。在植物化学领域，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我国西部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开展植物化学与植物资源、天然产物活性与功能、天然产物化学合成与生物合成等研究，逐步建设成为引领国际植物化学领域的研究中心之一。实验室对201科589属1271种植物（含高等真菌等）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发表新天然产物超“万”个。天麻素、宫血宁、草乌甲素等一大批来自植物的药品已成功上市；奥生乐赛特、芬克罗酮、灯台叶碱等一批创新药物进入或已完成临床研究。 

　　特色花卉品种选育 

　　目前已选育出兰花（37个）、秋海棠（27个）、含笑（7个）、山茶等新品种数十个，开展了兰花、杜鹃、百合等花卉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在生产栽培、种苗繁育、花期调控等产业化关键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30余项专利技术获得授权。其中，兜兰、含笑和秋海棠等的新品种和技术成果已在企业示范推广和转移转化，贯通了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生产示范的研发链。 

　　植物多样性信息平台和数据库体系建设 

　　研究所建设有一批植物多样性重要的数据库，如Kingdonia植物标本数据库（包括了云南近百万份标本），中国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数据库（包括了超万种的植物种子信息等）等，有效地支撑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植物资源的挖掘利用。此外，研究所牵头承担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室外主题展区建设项目。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扶荔宫”温室群为核心的COP15大会生物多样性体验园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现已保存特色植物2500余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立足我国西南及周边东南亚国家 

丰富的生物资源 

在生物多样性演化、保护和利用研究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 

　　 

　　 

　　推进关键区域动物多样性资源科考 

　　先后开展云南脊椎动物资源考察（1959—1960）、云南昆虫考察（1970—1989）、高黎贡山考察（1973—1977）等考察，并于2017年，牵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任务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历次科考中积累标本90余万号，掌握一手科学资料。 

　　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研究保护 

　　——在滇金丝猴研究保护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起，率先开展了滇金丝猴的监测、迁地保护和人工驯养繁殖研究，目前已成功繁殖出子三代，保有目前最大的滇金丝猴人工繁育种群。2016年，通过基因组学研究解析了金丝猴属物种高海拔适应遗传机制。 

　　——在长臂猿研究保护方面，系统摸清了西黑冠长臂猿各类行为特征，揭示了群体大小形成的影响因子，探讨了一夫一妻、一夫二妻社会体制形成与维持的生态学、行为学与遗传学原因。2017年，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发现并命名新种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唯一一种类人猿。 

　　——在中国大鲵研究保护方面，发现中国大鲵至少由5个物种（有可能为8个）组成，打破了学界“中国大鲵是一个物种”结论。提出调整中国大鲵保护策略及规范养殖产业管理建议，为该物种的保护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导和依据。 

　　——在绿孔雀研究保护方面，联合林业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动物保育机构等，推进保种增量、人工繁殖、社区共建科学管护，目前，绿孔雀野生种群约555—600只，稳中有升，经过基因组鉴定的纯种人工种群初步形成并成功繁育孵化子一代。 

　　——在亚洲象研究保护方面，联合林业主管部门建立人工、无人机及红外相机阵列构成的复合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平台，充分掌握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现状，为科学开展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恢复、建立亚洲象种群监测及预警体系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在黑颈鹤研究保护方面，围绕物种的分布、种群动态、迁徙、行为与保护等，开展系列研究，厘清世界上黑颈鹤的分布和种群动态。其种群数量显著增加，从1996年的约5600—6000只，增长到2020年的1.6万余只。2020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黑颈鹤从受胁物种名录中移除，濒危等级由“易危”调整为“近危”。 

 

　　推动遗传资源综合利用 

　　——在家养动物资源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方面，牵头完成山羊、绵羊、牦牛、家犬等家养动物的基因组解析，挖掘了家猪、家鸡等品种重要性状遗传标记，为畜牧分子育种提供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在云南嵩明建立西南家猪分子育种与转化医学研究基地，推动了地方优良猪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发起万犬国际基因组计划并组建国际研究联盟，全面深度探讨家犬起源与驯化、人工选择、疾病机制、医学模型等重大科学问题。 

　　——在云南珍稀土著鱼类保育与可持续利用方面，迁地保育云南土著鱼类活体102种，突破人工繁殖技术48种，初步实现产业化3种。培育出滇池金线鲃水产新品种——“鲃优1号”，这是云南省第一个水产新品种，也是我国第一个基于国家级保护鱼类创制的新品种。提出“花-鱼-螺蚌-鸟”的高原湖泊立体生态修复模式。 

　　——在有毒动物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推进蛇毒、蜈蚣、蝎子毒液成分多样性及其毒理和病理机制研究，发掘具自主知识产权天然活性多肽1300多种，为肽类创新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成果“基于生物生存策略的有毒动物中药功能成分定向挖掘技术体系”荣获2013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强化创新平台建设 

　　1986年，建立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细胞库。2006年，与云南省合作共建昆明动物博物馆，标本馆馆藏各类动物标本近90万号，涵盖了我国西南各种生态类型的动物标本，是东南亚及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收藏量最为丰富的动物专题博物馆。2008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建设多个跨学科、区域共享的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技术平台，形成西南地区系统完备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共享平台体系。2009年，建立动物种质资源库，2020年建成1个百万级超低温自动化样本库，总存储量达300万份。同时开发1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物种质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现藏11000多物种共20余万份动物组织、核酸、细胞样品。 

　　为实现物种的简易和准确鉴定，开发了多类群的DNA条形码技术，牵头组织我国生命条形码计划，使我国成为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的四个中心节点之一。2020年，研究所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中心和生物多样性基因组中心，开创了生物多样性的宏基因组学监测方法，目前正积极推进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昆明分部筹建工作，拟建设高效开放共享的生物大数据研究和服务平台。 

　　助力COP15大会 

　　发挥智库优势，在物种信息数据、成果展示、志愿服务、科学传播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会同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发布《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参与COP15边会“极小种群物种的拯救保护”，并承担《中国西南受威胁及特有脊椎动物》编写工作。建立中国蜻蜓网，向世界展示中国蜻蜓的最新研究成果，COP15大会期间将设专题介绍中国蜻蜓多样性和云南蜻蜓区系。依托昆明动物博物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专题展览与科普活动。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立足植物园、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以及野外台站基地 

　　开展各项研究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 立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开展热带资源保育和研究 

　　一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融入了版纳植物园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从各地抽调植物、动物、气象、土壤等专家，组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大勐龙生态群落站。1956年成立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之一。版纳植物园建立以后，通过科考、科学研究等，为保护区的本底认知、动态监测、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科学支撑。

　　二是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森林文化相结合。地处多民族地区的版纳植物园在中国最早开展少数民族植物学研究，成为中国民族植物学的摇篮，是老一辈民族植物学家开展研究的地区，他们不仅对傣族、哈尼族、基诺族植物文化，民族文化等进行系统整理研究，还培养了一批基于热带雨林研究的年轻的民族植物学家，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民族植物园、热带雨林与民族文化博物馆等科普教育场所和设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热带雨林保护和科普旅游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三是在推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发挥智库作用。版纳植物园先后联合了国内100余名科学家参加，完成了涵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等生态系统类型的15处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评估，在鉴别出各自然保护区面临的挑战和存在问题的同时，形成了一套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及其标准、规范，编写了一些案例，对保护区的建设起到科技支持作用。

　　四是植物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自然保护地里的物种受到威胁，植物园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迁地保护场所。目前，版纳植物园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达到1351种。作为中国植物园联盟的牵头单位，版纳植物园推进的“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在全国范围实施，形成了“本土植物编目—专家评估—野外拉网式考察—针对性保护”一套完整的区域本土植物保护体系，完成了我国近2/3本土植物的评估与野外考察，对2620种受威胁植物采取了保护措施，有效降低其灭绝风险；同时，建立迁地保护植物大数据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可靠的植物识别查询入口。

 

　　立足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开展中缅、中老联合生物多样性科考等跨境合作 

　　一是生物多样性研究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纽带。2015年，中国科学院依托版纳植物园以缅甸为基地成立了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开展了9次中国缅甸联合科考，3次中国老挝联合科考。联合科考在帮助东南亚国家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同时，还培养了专业人才，增进双方的交流和互信，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 

　　二是中国已成为东南亚生物多样性发现和保护的领军力量。通过多次跨境联合科考，2015年以来，科学家共发现700多个动植物新种，其中，克钦木兰种、克钦肖榄是近年来植物分类极难发现的乔木。此外，科考队还发现了全球数量仅在500只左右的白腹鹭，以及孟加拉虎、金钱豹、云豹等多种珍稀濒危物种。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已成为该地区的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研究组织，成为该地区一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力量。 

 

　　立足野外台站基地 

　　开展中国-中南半岛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研究 

　　一是建设野外台站开展长期生物多样性监测。版纳植物园分别在西双版纳、哀牢山、元江建立了生态站，对热带雨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干热河谷稀树草原进行长期的观测和研究。深入认识不同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组成、物种共存规律，监测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状况，关注不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换的响应状况。同时，近年来，由版纳植物园牵头建设的中国西南-中南半岛东经101度森林样带已初具规模，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沿水热环境梯度分布的连续完整的森林样带，通过观测可以了解到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究竟有哪些影响。 

　　二是古生物学与系统进化研究为生物多样性演化带来新的认识。版纳植物园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过程中，在海拔4000多米的牛坡拉发现了距今约2500万年的大型棕榈叶片化石，这一发现将青藏高原中部的抬升历史推后了至少约1000万年。科研人员还发现，西南的横断山高寒植物多样性的积累始于早渐新世（距今约3000万年），是世界上已知起源最早的高寒生物区。横断山不仅是高寒物种起源和分化的摇篮，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寒多样性的主要来源。为探索高寒植物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认知。 

　　此外，从科学研究到科普教育，从研学旅行到科学营的探索，从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到环境教育中心，从科普文章到科普视频，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不断探索，通过新形式新内容扩大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2021年9月15日）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EV91UTCzLpsdX_k_kbN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