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是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云南省教育厅于1938年7月合作成立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解放后，1950年4月转属中国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53年3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59年4月，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科研机构，是我国植物学（包括真菌类群）、植物化学领域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所以“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为所训，旨在认识植物、利用植物、千秋万代，造福于民。 

　　现所研究系统设置“三室一库一馆”，即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和昆明植物所植物标本馆（KUN）。迄今标本馆馆藏标本150余万份，是我国第二大植物标本馆和覆盖广义植物类群最为齐全的植物标本馆，包括两大部分，即显花植物部分（KUN）和隐花植物（KUN-HKAS），其中隐花植物标本（KUN-HKAS）现有标本268600号。馆藏以大型真菌为主的标本10万余号，2015年底统计合计124科599属2764种，占全国已知总种数57.4%，地衣类66科203属1067种，占种属的60.4%。自2011年与泰国菌类研究基金会主任K.D. Hyde教授签署合作协议以来， Fungal Diversity（《真菌多样性》）成为昆明植物所主办的正式官方期刊，为全球真菌学领域排名第二的真菌学领域的专业期刊，2017年底影响因子为13.465，在中国相关学术机构主办的SCI期刊中排名第三，已成为本领域的领军期刊。 

　　我所真菌学研究起步于臧穆先生来昆明植物所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臧穆先生拜访了他的导师——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王鸣岐教授（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植保专家），在陈望道先生（《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翻译作者，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家中偶遇蔡希陶教授（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站长），聆听了几位大咖忧国阔论，特别是聆听了关于云南植物丰富多样的介绍。臧穆先生向往动植物王国的愿望油然而生，暗自在胸中把云南作为下一步理想的工作地方，并且立刻付诸行动，虽然多次请调，但由于那时专业人才奇缺，先生所在的南京师范学院不愿意放人，故未成行。直至1973年下半年，昆明植物所针对学科发展需求提出请调，同时也为解决夫妻（臧穆先生的妻子我国苔藓系统分类学家—黎兴江教授，响应三线支边1965年夏季先期调到昆明植物所）长期两地分居，这才实现了调往云南工作的多年愿望。 

　　调入昆明植物所后，在吴征镒、蔡希陶两位前辈的力主支持下，先生开辟了立足我国大西南及面向东南亚的高等真菌研究领域。值此，由先生开启了中国高等真菌，特别是我国大西南（川滇藏）地区大型真菌的研究，成为解放以来从事中国（西南）高等大型真菌研究者第一人。虽然，在云南曾有裘维番教授进行过大型真菌研究。裘维番先生曾于1941年受戴芳澜教授邀请，赴昆明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从事真菌学的研究，直至1945年赴美留学，在滇4年期间裘先生专注于研究云南大型真菌，开始了云南红菇科、云南牛肝菌、云南鹅膏菌科和其他伞菌的分类学研究，发表出版了不少具有价值的研究论著。然而，迄1945年以后我国西南大型真菌研究中断几近30年。由于臧穆先生的到来，再次开启了我国西南大型真菌研究，并经过半个世纪多的学科及队伍建设，成为我国真菌学研究在国际真菌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只科研队伍，涵盖了真菌系统学、生物地理学、真菌化学、真菌发育生物学、保护生物学及其珍稀真菌类型的菌根合成与栽培种植研究。先生创立的我所隐花植物标本馆（Cryptogamic Herbarium,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HKAS）被收录在国际植物标本馆Index of International Plants herbaria名录内。每年都有国际真菌学学者来馆查阅标本，馆藏标本在国内外被频繁引用，在真菌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占有一席之地。 

　　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七年了，在建所八十周年之际，来追思这位全球著名的真菌学界哲人，记录和总结先生对我国真菌学的巨大贡献，追思先生真菌学研究的生涯，回顾我所真菌学研究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秉承前辈遗志，学习前辈高尚为人道德，传承严谨的科学治学精神和博大的情怀；使我们作为晚辈的，勉励后人不忘初心，不断前行。 

　　记得那是在200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我们前往先生家探望，谈起先生八十大寿生日聚会筹备时，无意中说出了大家说出了考虑良久的一个想法：应该收集和编撰先生散在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以便国内外同行、同事保藏、查阅和借鉴。师母黎兴江教授以及在滇的学生、同事及亲朋、好友，都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和值得做的事。我们便与先生面谈了我们的想法。不料先生一口否决。时隔两月，先生又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我以及昆明植物所的杨祝良博士。原文如下： 

　　培贵、祝良 二文几： 

　　从我退休后，承蒙二位奋力治学，并培养青年，累年有成，使我西南有国内立足之地。隐花植物标本馆的标本，月有所增，年有所累，这是我退休后最大的慰事和乐事。为一个民族创立一个好的标本馆，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和能做的一件大事。因此，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是快乐的事。 

　　听说培贵有意要组织出一本什么论文集。切切不能做此事。（一）没有什么内容、捉襟见肘的事，不要去做；（二）从同行已出的内容看，均是画蛇添足，当今电子时代，出这种书没有意思，没有新意，没有独创，给人当饭后揩桌、去污之用，令人汗颜；（三）花这种钱，纯属浪费；（四）我半生低调生活，不愿出头露面，幸亏不是院士，心安理得，追求淡泊，心底快乐。请千万理解我的个性和为人。不要做使我违心的事，更不要做使我极不愿做的事。 

　　我喜欢下列话：欲求寡遇偏多遇，只喜藏书不賣书。  

　　祝好！ 

　　臧  穆 

　　2009年7月5日。 

　　有先生这段文字为据，我们内心深处极不愿做有违先生教诲和遗训的事。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一直使我们踌躇不已，难以决断。 

　　可在先生仙逝（2011年11月10日）噩耗传出后，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标本馆馆长,著名真菌学家Egon K. Horak教授（Curator in the Herbarium of the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H]，e-mail: horak@geobot.umnw.ethz.ch）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国内知名真菌学家发出呼吁，建议收集编撰出版《臧穆教授论文集》。Egon K. Horak教授的来函，摘录如下：……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to the Director and the mycological group？The mycological world would be very grateful for a book reprinting the major (or all) publication of Zang Mu (as the volume in memory of T. Hongo).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can tell that Chinese journals are difficult to get and to consult. Even a complete list of his publications and of his new taxa described by him would be very welcome. Let me hope that his co-students and ex-collaborators are making a joint effort for the “Compendium” in honor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oneer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acro-fungi. 

　　2015年年5-6月间在刘培贵访问新西兰植物与食品研究所（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Plant and Food Research Ltd.）和2016年8-9月间访问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应用生物学院（Faculty of Applied Biology, University Of Perugia）时国际同行学者都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希望有一本《臧穆教授的论文集》。尽管先期杨祝良博士收集整理了《臧穆先生发表的论著和新物种》资料，并于2011年发表于《菌物研究》第9卷第4期，第194-203页；但对于同行的收藏与查阅、借鉴，仍显不全和有诸多不便。特别是在国外获得发表于我国各类期刊上的真菌学文献确实困难，收全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督促我们最后下决心，编辑刊印《臧穆教授论文集》。先生在天之灵也会默许我们的做法，见谅我们有违先生之遗训。 

　　由此可以看出臧穆先生是一位品德高尚、谦温恭讓、诙谐幽默、文理兼通、多才多艺的真菌学家。先生早年还从事过我国苔藓植物的研究；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花植物学家，国际知名的菌物学家。为了纪念追思我们的恩师，我们认为，只是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几篇纪念文章，是远远不能全面反映先生的德和才。经过我们几位师兄师弟一起商榷，慎重考虑，又征得师母黎兴江教授的同意，计划分别编印三本书： 

　　（1）《臧穆黎兴江 科研论文集》。两位先生终生为伴，从事隐花植物学研究六十余年，论文、专著硕果累累。本集只收录了二位先生1956年以来发表在国内外各类专业期刊的科研论文。为保持原样，我们使用原刊物、原版面进行电子扫描，不加任何改动。近千页的科研论文，再现了二位先生的足迹、心血和学识。除专业性的科研论文之外，本书还收录了臧、黎二位先生缅怀隐花植物学先辈（王鸣岐、陈邦杰、邓叔群、裘维藩、樊庆笙、周宗璜）和前辈植物学家（蔡希陶、朱彦丞等人）的专文，以及先生为隐花植物学界同行（邵力平、刘波、罗信昌、高谦、赖明洲、卯晓岚、袁明生、吴兴亮、项春悌、张光亚、弓明钦、郑文康等人）学术专著撰写的序言或书评。此集由刘培贵组织牵头，由他的两位研究生（王向华博士、张介平硕士）负责收集原始资料并逐页扫描，输入电脑整理；资深编审刘瀚森先生负责文字把关；张大成先生负责电脑编辑排版，杨祝良、马文章校核。此书已与2015年末刊印出来。 

　　（2）《穆翁纪念册》。此书收录先生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以及先生家人撰写的追思文章；重点收录臧穆老师的书法绘画作品。此书意在使非专业的读者都能从中品味与鉴赏先生独特的书法、绘画、收藏艺术品的内涵和高雅之处。此书已由王鸣博士牵头，负责编撰和印刷，该书也已正式刊印。 

　　（3）《山川纪行——臧穆野外考察日记》。先生每次进行野外科学考察，都要亲自记录标本采集地的地名、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植物种类、生态环境、海拔高度、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等诸多原始资料，亲手速描绘图，即兴配置诗书文字，并在闲暇时上色。日积月累成一幅幅彩色画卷，看着这些寓意深刻的画，仿佛回到追随先生一道野外考察的情景。再险再苦再累的野外考察，有先生妙语连珠的诙谐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捧腹大笑，已把苦累抛于脑后。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通今达古，对国内外历史与现代真菌学家和古籍中记载的酷爱真菌（蘑菇）的圣者达人均有收集和记载（见：臧穆，科海萍踪，《中国食用菌》1992—2011年）。这本《山川纪行》就是不拘于形式地记录了当时生动、活泼、真实考察采集活动的诸多细节，思想深邃，集自然实景、内心感受于一身，跃然纸上。曾有同行（华东师范大学胡人亮教授）深情地评价臧穆教授的野外考察日记蛮有当代《徐霞客游记》的味道。此书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周远政老师负责组织编撰，正在紧锣密鼓地编辑中，计划2019年正式面世。 

　　上述有关先生的三本集子，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将比较完整地再现恩师臧穆先生的人生足迹、教学背景、科研活动、为人处世、深邃思想，四十年来不断努力、终于创建了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Cryptogamic Herbarium of Academia Sinica, HKAS）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在菌物学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由此可以清晰地反映：先生的一生是勤劳奉献的一生。先生善于独立思考，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广交国内外同行；特别难得是先生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不人云亦云。为我国真菌学研究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为中国真菌学及其相关研究和发展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先生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并任该馆首任馆长；先生还担任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开放实验室副主任，该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1991）；中国真菌学会副理事长（1990–1993）；《真菌学报》常务编委（1982–1992）；Mycosystema副主编（1988–1990）；《云南植物研究》编委（1979–1990）、副主编（1991–2005）；《中国孢子植物志》常务编委（1986–2007）。先生是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并于2008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杰出贡献研究生导师奖”。他主编和编著的《中国真菌志》牛肝菌科I-II卷、《中国隐花（孢子）植物科属辞典》、《横断山区真菌》、《中国食用菌志》、《西藏真菌》及《西南大型经济真菌》等专著，以及陆续发表的一百五十余篇论文；其中关于我国真菌区系，特别是我国西南高山及亚高山高等真菌的生物地理学、真菌生态学、外生菌根方面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广为参考与引用。这些旷世专论，影响深远，引领斐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真菌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为此，他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集体，1986），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1993，1995），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2003，第一获奖人），日本菌物学会平塚奖（N. Hiratsuka Award, 2003）等。 

　　在真菌系统学研究领域，先生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自己独树一帜地开创了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研究的先河，对许多类群进行了专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我们从事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的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主编专著六部，参加主编或作为主要完成人编写专著七部；共发表科研论文一百五十余篇。对我国牛肝菌目、蘑菇目、腹菌类和部分子囊菌都有深入的研究，共发现3新属，5新（亚）组，123个新种。其中，牛肝菌目是全球最为复杂、争议最多和分类难度最大的类群；先生通过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注重野外观察和标本采集，孜孜不倦，注意将形态特征、解剖结构、化学特性、生态因素与地理分布及共生树种等相结合，进行系统分类学研究。他对我国牛肝菌目细致深入的研究，澄清了国内国外许多有争议的分类群，订正了名称混乱与误用，发表新属——华牛肝菌属（Sinoboletus）和4新（亚）组及31新种，揭示了我国牛肝菌目的物种多样性和特殊性，完成了《中国真菌志》牛肝菌科两卷（即《中国真菌志》第22卷，第44卷），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先生对系统学研究的成果，已被国内外同行公认并引用。国际菌物界学术刊物Mycotaxon 的创始人R. P. Korf教授认为：“Without question, Professor Zang stands out as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mycologists, and has a high worldwide recognition as an outstanding taxonomist”。 

　　在真菌生态地理学研究领域，先生率先论证了我国西南地区环境与真菌演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首次系统阐述了该区真菌区系的特点，充分阐明了我国西南（尤其是横断山区）是真菌多样性的关键地区，有突出南北、寒热成分兼聚的钤记。他最早提出了我国真菌的区系地理分区；揭示了大量寄生、共生、腐生真菌的特殊分布规律。例如，发现松茸类真菌不仅与松属植物共生，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形成和隆起抬升中，还与我国特有的高山栎、高山松形成共生互惠的菌根关系，并在协同进化中逐渐演化出了新分类群。在研究东亚虫草属（Cordyceps）真菌中，通过多年高山野外实地精心观察，对宿主昆虫食用植物、昆虫寄主的比较和子座外部形态及内部微观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高山蓼–蝙蝠蛾幼虫–虫草菌之间的生态食物链关系，开创性地阐述了我国西南高山地区是虫草的一个重要分化中心；先后发现虫草属的6个新种。他的研究成果除被国内外同行引用外，也被虫草专家（日本的清水大典）认可，并在其世界性专著《原色冬虫夏草図鑑》中多次引用。 

　　在外生菌根菌的调查、筛选及造林应用研究方面，他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郭秀珍研究员联合主持，于1986-1990年期间对云南主要林区的外生菌根菌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从500余种担子菌中，经菌种分离、纯化培养，初步获得76种菌根菌菌种，最后筛选出12种优良菌种用于菌根育苗，在重要经济树种云南松和桉树菌根育苗、荒山造林方面作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高了荒山荒坡造林苗木移栽成活率，缩短了树苗的蹲苗期，为我国西南大面积荒山造林、退耕还林开辟了新途径。该项成果获林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2），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3）。作为上述研究的继续，先生与时任澳大利亚森林研究所所长的N. Malajczuk教授合作，开展了“云南桉树菌根育苗造林研究”（1990–1993），作为中方负责人主持了“中澳合作ACIAR项目”（1996–1998）的研究工作。N. Malajczuk教授认为，“His taxonomical knowledge, his wonderful herbarium and his pleasant personality was an asset to the project.”先生为我国荒山造林应用菌根技术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物质条件亟为缺乏，交通不便，器材短缺，食物不足；在先生的带领下，组织年轻人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对我国西南不同植被与地域的真菌、地衣和苔藓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考察和采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创建了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作为该馆首任馆长，律己力行，对标本广采博藏，先生亲自采集标本真菌13800余号、苔藓24500余号及地衣1200余号。除长期重视国内标本的采集外，他还不失时机地多次利用在国外访问之机，省吃俭用，买回百余部真菌学方面的工具书和相关专论资料，同时也收集了国外一些模式产地或权威标本和相关文献资料。先生还特别强调与国内外有关科研院所建立联系，进行标本馆的标本交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建成一个馆藏有真菌、地衣及苔藓共26万余号标本的隐花植物标本馆。该馆已广泛接待国内外同行，或查借标本，或交换标本，在真菌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核心学术期刊诸如Fungi Diversity、Mycologia、Mycorrhizae、Mycotaxon、Persoonia、Sydowia、PloS ONE等期刊中频频引用。隐花植物标本馆的创立，对研究、认识、保藏和开发利用我国西南丰富独特的隐花植物，特别是高等真菌资源，起着积极而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此，前任国际真菌学会主席、著名国际真菌学家F. Oberwinkler教授曾对臧穆先生给予高度评价： 

　　“We highly estimate your merits in fou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Cryptogamic Collections in the Botanical Institute of Academia Sinica in Kunming. This herbarium …… is not only of highest importance for Yunnan and China, but also documents the huge diversity of cryptogams in the region. …… ”。 

　　我国是一个食用菌生产大国，食用菌出口创汇极为重要。在出口时，食用菌产品上必须附有可靠的科学名称。我国民间食用菌种类极为繁多混乱，由于产地不同、民族名称有异，常常出现“异物同名”或“同物异名”事件，影响国际商品交流，亟需正误纠讹。先生五十余年来致力于我国食用菌及药用菌的调查、核实及考订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解决了很多疑难物种的订正工作，有效地促进了真菌资源的利用。 

　　先生对中国药用真菌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继后又考察研究了肉球菌、竹红菌等药用菌，并对兰茂所撰《滇南本草》中所记载的药用真菌进行了考证。经过多年调查研究，编写了真菌及地衣药物，载于吴征镒主编的《新华本草纲要》第三卷（第730~763页）。该书于199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集体奖）。 

　　先生与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芬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同行，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1980年，先生以中国科学院科学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日本，继后连续与日方多单位开展了合作研究。如与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植物研究部及其真菌学研究室小山博兹、土居祥兑，京都大学津田盛业等合作，进行了“中国西南地区真菌和植物多样性考察与研究”（1993-2000）；双方不仅在真菌学和植物学各领域开展了持续的野外考察，共同发表了20余篇研究论文，更由于日方近二十所高校、博物馆及研究院所的同行都参加了该项工作，因此，与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和学术交流关系。这些国际合作交流，随年轻同行的继续交流而长足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合作项目，先生为我国提供了20余人/次出国深造的机会，为我国西南开展真菌系统学、菌根学、真菌化学等的研究奠定了良好人才基础。先生年近八十高龄，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还出席了2007年8月间在云南楚雄召开的第五届国际菌根食用菌大会（The 5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Edible Mycorrhizal Mushrooms），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先生晚年，与共患难五十余年的黎兴江教授携手共同主编，于2011年3月出版的《中国隐花（孢子）植物科属辞典》，填补了我国缺失隐花（孢子）植物科属专论的空白。先生还于2008年开始，积极参与《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的编纂项目，承担苔藓和真菌的编纂工作，按期完成。先生不顾糖尿病多年的痛苦折磨，仍怀着高尚的乐观主义精神，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胸怀开朗地坚持工作，还无时无刻地关心和激励着我们努力工作。 

　　先生一生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低调做人、严谨工作，生活节俭、知识渊博，谈吐深邃而幽默，深受广大同仁及学生们的崇敬。先生兴趣广泛，热爱生活，擅长书画，爱好国粹京剧，鉴赏古今中外邮票，对古字、名画、石刻亦颇有研究和个人见地。 

　　先生一生“虽苦而乐”的奉献精神，严谨的治学学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高尚情操，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我们一定要学习先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崇高品德、宽以待人、包容不同见解，献身精神和优秀的学术品质，坚持学术思想的独立性，海阔包容，团结学界同仁一道为发展我国真菌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追随先生的足迹，我们不忘初心，始终把中国高等真菌研究作为己任，发愤图强。刘培贵研究员随先生30多年来，尽管在任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长达12年（1995年10月—2007年9月）时间，以及2012年5月至2015年12月被选派到浙江嘉兴海盐，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海盐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担任工程中心的筹建工作，同时推广中国块菌（松露）的种植实验，任期内完成各项任务。虽然2013年年底年满退休，但他始终如一地带领着他的研究组一直坚持中国高等大型真菌研究，特别是针对稀缺濒危、价格昂贵的块菌（松露）、口蘑及松茸、乳菇属、羊肚菌属、鸡油菌属、乳牛肝菌属等类群进行了系统学和资源学的研究。针对重大科技问题，物种生存状况、与传统农林发展与野生食用菌有关的理论与技术，突破关键技术，形成野生菌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意念。向省委及政府建言献策（分别于2006年、2013年、2015年、2016年向云南省省委、浙江省省委、怒江州委及政府）提交书面建议书，建议旨在推动山区林下野生菌保护与产业化，发展森林食物—菌根食用菌，构建人类食物新结构，形成山区林下野生菌经济。并建立了菌根菌合成、菌根育苗与菌根检测实验室和我国首个块菌（松露）种质资源圃。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中科院、云南省等各类资助项目40多项；获得6项发明专利及成熟的菌根合成技术和种植精细管理技术规程纲要。发表论文128篇，参与和主编专著11部，国际会议论文集1部，专业会议大会口头报告46个，多次出席和参与主办国际专业会议。培养硕、博士、博士后32人（含留学生）。为此，1997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200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排名第三）、2006至2017年期间获得云南省、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8项奖励。主要工作及成果简介如下。 

　　一、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块菌（松露），成功地合成了菌根，实现了块菌人工种植。块菌，又称为“松露”，生于地下，鲜为人知，属于稀缺的生物资源。在欧洲被誉为“厨房里钻石”、“上帝的食物”，是法式大餐中顶级食材。我国黑松露进入国际市场初期受到歧视排挤，他带领的研究组以经典与现代分子系统学研究结论证明了国产黑松露与欧产黑松露分子系统学关系密切，属于姊妹类群，所含化学成分也雷同，不存在本质差别。牵头编撰201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块菌（松露）》，收录了我国广义块菌（松露）97种，其中真块菌类Tuber 62种。为保护和利用完成了至今最完备基础资料。近年还证明了我国华北（河北、北京）、东北（黑龙江、辽宁）的广大石灰岩地区也是黑松露的主产区（《绿色时报》、中国科学、科学网及《中国科学报》报道，为我国北方人工种植提供了佐证。 

　　菌根合成、种植与种质资源圃建立，他和他的研究组经过几十年的坚持研究，成功地合成了国产松露与土著当地宿主植物的菌根苗，为块菌的保护与产业化种植奠定基础。块菌种植是新兴起的森林农业种植业，应用块菌生物学特性在石灰岩地区，包括石漠化区域成功种植了3000多亩；建立块菌种质资源圃3处约120亩；还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实验性示范种植。在滇种植园已成功地连续3年产出块菌子实体。国产白块菌的菌根组合、合成及其种植：国产白块菌香气袭人，与意大利白块菌相比毫不逊色；属于珍稀物种，极其罕见。研究组成功地进行了菌根合成，并得到验证。移栽试验种植了86亩。为挽救和保护珍稀物种，实现持续利用奠定了必要的遗传资源和技术储备。建立了块菌菌根育苗实验室和我国首个块菌种质资源圃。得到央视CCTV、中国科学报、CHINADAIL等媒体的报道。并总结出精细化管理技术规程纲要。此项工作既保存了稀缺物种和国家战略资源，也为石灰岩石漠化治理及林下野生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模式。本项目2015年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然科学三等奖，和2016年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林业产业创新二等奖证书和奖牌。 

　　二、林下原产地多汁乳菇促繁增产技术取得突破：多汁乳菇（奶浆菌）美味可口，资源匮乏。他带领研究组研发了多汁乳菇增产技术，宜林地年产可达96kg/亩以上，增产12倍。该技术属于本学科领域的原创性工作。本项目获得201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全面系统研究贸易野生菌，组建了首个野生菌保护发展协会，连续两届当选协会会长，组织制定了我国首部野生菌保护发展法规。（一）澄清市场物种组成：云南野生菌享誉全球，但种类不清，名称混乱。为此，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澄清了物种组成，明晰了生态类型及其比重，发表了相关论文参与和主办专业会议。市场野生菌绝大多数（81.6%）是森林建群树种木本植物的共生真菌 。我国关键类群的筛选和确认领域内属于原创性工作。本项目获得201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然科学二等奖。 

　　基于我国产菌面积达105.6亿亩，野生菌产量5000万吨/年，实际利用仅11.6万吨/年，利用率0.232%。野生菌市场由于缺乏常识，缺乏明确的林地产权归属，缺乏数据和市场管理，掠夺式采集普遍存在，商业化采集区濒临绝产，资源浪费极其严重等问题，他四次致函政府就野生菌产业发展提出建议，得到重视被列入农业发展规划中。云南省野生菌经济逐年提高，年出口逾数百亿元，市场总产值逾千亿。2011年他牵头成立了我国首个“野生菌保护发展协会”，连续两任当选云南省野生菌保护发展协会会长。7年来，开展多种形式研讨交流会，组织撰写发布了我国首部《野生菌保护发展管理条例》；2016年在全国野生菌大会上，发布了《野生菌保护（南华）宣言》；2017年牵头主办了第五届中国（怒江）国际块菌（松露）学术交流会及云南贡山黑松露产业推介会，发布了《中国块菌（松露）保护宣言》，首次提出设立“中国块菌（松露）节”（中国块菌（松露）采集节），阐述了科学依据及其意义，提出合理利用就是有效保护得到业界和国际同行的认可。为保护和扭转我国块菌（松露）等珍稀野生菌类群的濒危现状，实现山地林下野生菌有效保护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应尽了努力，做出了大量工作。为创新发展山区野生菌特色经济和精准扶贫起到了推动和科技示范作用。块菌（松露）多样性保护与菌根合成及其人工种植成果得到CCTV 10 （《走近科学》 20110608 《关注松露》 http://tv.cntv.cn/video/C10355/88a18183f9634ced2f1ddba4c996a714）、CCTV 7（《科技苑》栏目20130226 《牵着狗去采蘑菇》 http://tv.cntv.cn/video/C10343/7 8cd9f001694423699ec8a9f6532b566）、（《每日农经》20180309  http://tv.cctv.com/2018/03/09/VIDEjHTzeB0ajfLoEh780ZQI180309.shtml）《卖价堪比黄金的松露》的关注和报道，China Daily（中国日报英文版）、中国科学报、中国绿色时报、新浪网、科学网、人民网、凤凰网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得到法国电视台la télévision France的采访报道，为推动了我国珍稀野生菌保护与发展做出了大量铺垫性工作。 

　　在先生的鼎力推荐支持下，杨祝良于1993年赴德国留学，1997年底获得博士学位回所工作，2005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如今，杨祝良研究员带领的研究组主要开展高等真菌的分类学、分子系统学、生物地理学及资源利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等30余项。在国际上，首次指出东亚鹅膏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子实层形成的关键步骤，即菌丝退化消融的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首次提出了牛肝菌科新的分类框架，精准构建了我国牛肝菌的家谱，被国内外同行认可和使用；有力推动了我国羊肚菌的资源研究和人工栽培利用工作。在任中国菌物学会副理事长及菌物多样性与系统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期间，他曾多次组织该领域的国内外著名专家，举办年度学术培训班或研讨会，加强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提升科研水平，惠及真菌学人员500余人。他十分重视野生菌的科普教育，特别是毒菌的鉴别和预防。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迄今已培养研究生30余名，有的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国家奖学金等；有的已经晋升为教授或研究员，成为我国真菌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他现任《Fungal Diversity》主编、《菌物学报》副主编、《Mycological Progress》学科主编，并任《Mycoscience》、《Plant Diversity》、《生物多样性》、《食用菌学报》、《菌物研究》及《中国真菌志》等刊物的编委，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真菌专家组委员和国际真菌命名法委员会（NCF）委员。单独或与合作者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4部，曾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等奖、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等。201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戴芳澜杰出成就奖。 

　　通过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昆明植物所真菌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如今不但有从事经典传统学科研究的分类专家，也有从事基因组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不但有投身基础研究的工作人员，也有关注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专门科技人才。昆明植物所真菌学研究逐步实现了学科转型和交叉，使描述性研究与实验性研究形成了有机整体，新生力量不断补充进来，补齐了学科发展的短板，突破了学科发展瓶颈，拓展了研究领域，把瞄准世界真菌学学科前沿领域和服务于国家层面和地方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结合起来，正在蓬勃向前，不断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