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80 年的暑假，在云南生物系读书的我和几个同学慕名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那时交通还不是太方便，九路车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才从小菜园到黑龙潭。那时刚刚启用的标本馆在我看来是那么的巍峨，茶花园里的植物是那么的神秘。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获得硕士学位后，各种的机缘巧合，我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至今已经是三十三载了。

　　记得是我刚到所的第二年，听说吴先生要招博士生了，我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从南京到昆明植物所工作，除了这是家乡外，吴先生的“威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能成为吴先生的博士生，能不激动吗？！于是我就开启了白天上班，晚上复习的生活，而那一年的我刚刚做了父亲。1986年下旬，我顺利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考试和（李）德铢、（李）建强一道成为了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也是昆明植物所招生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当时科学院正在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公派留学生，我也有幸被选上。当时心里非常矛盾，我既不愿意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又非常希望跟着吴先生做学问。有一天，吴先生知道了我的困惑，支持我出国学习。后来通过科学院了解到，可以采取联合培养的方式解决我的这个困惑。于是我仍然是吴先生名下博士研究生，但是在博士工作期间到国外工作一年。

　　博士毕业后，吴先生领导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的大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现代植物区系是历史植物区系的延续，探索植物区系在地质历史中的演变，方能深刻理解现代植物区系的形成。“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仅要说清楚中国现代植物区系的组成、特征与性质，同时也要说清楚中国种子区系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这就需要开展古植物学和现代植物区系结合的研究，我的硕士三年学习的是古植物学，在项目中也就承担了古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参与了“第一朵花”（迄今为止最早被子植物化石）的研究，这项工作最终在Science与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我是第四作者。从此，我也走上了一条古植物与现代植物区系相结合的研究路子。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需要做大量的野外工作。1990年孙航、李德铢等人完成了横贯西藏东西的青藏高原的补点考察， 1991年李恒老师完成了独龙江的越冬考察，而最为艰苦的墨脱考察，仍未开展。几经波折，墨脱越冬考察的工作落到了孙航的头上，吴先生把孙航的博士论文定位墨脱植物区系的研究。接受任务后的孙航问我：是否愿意去墨脱？在得到太太的支持后，我回答了Yes。1992年9月到1993年6月，我们开展了为期9个月的越冬考察。墨脱位于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与印度交界的地方，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印度实际控制，当时尚未通公路，是中国最为偏僻的地方。在这9个月里，我们走遍了墨脱的全部八个乡，徒步行程2500多公里，采集植物标本3万份7100号，以及活材料700多份，为研究墨脱植物区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重大项目的完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吴先生对我们在墨脱考察中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在欢迎我们考察归来的会议上，吴先生说：让年轻人担当如此重任，他们是不负众望，又孚众望。在其后的室内工作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的植物新类群，发表了相关论文20多篇，出版了一部专著，1998年关于墨脱植物区系的研究还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6年前后，关于职称晋升的政策我个人认为应当计入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史册。上个世纪中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带来的人才断层逐步显现出来，全国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普遍偏大，而文革以后毕业的77、78和79级毕业的大学生逐步成为主力军，没有高级职称使他们在对外争取项目上处于不利的位置，也影响了研究所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职称晋升极不正常，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很多老同志的职称问题也都没有得到解决。在当时如果按部就班解决职称问题，势必会影响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那时的所领导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个问题。1996年所里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职称晋升，破格提拔年轻的科技人员，我就是那个时候成为第一批破格提拔的研究员。紧接着，研究所又举行了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的破格提拔，有些青年科技人员从副研究员晋升到研究员仅有一年的时间，而有一些文革以前就大学毕业的科研人员却未获得晋升的机会。现在回过头去看，虽然这是一次超常规的职称晋升，但是给予了很多年轻科技人员一个发展的机会，也对研究所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次的破格提拔，使得许多年轻科技人员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活跃在我国植物学领域的研究领军人物和科研骨干许多都是那次破格晋升的受益者。

　　1998年国家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昆明植物所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记得在2002年科学院得到国家的支持对标本馆进行改扩建， 我当时是分类室的负责人，在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负责人让大家报各单位的改造预算，当时我大着胆子报了一个200万，受到与会人员的嘲笑，北京植物所报了一个亿。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拿到一个亿，但是也接近了一个亿，而我们最后获得的改造经费也超过了我所报经费的十多倍。大家有目共睹，昆明植物所可谓是旧貌换新颜，几十年间几乎是重建了一个全新的昆明植物研究所。

　　在获得国家大量支持的同时，“知识创新工程“也让科研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知识创新工程之前，大家的科研成果主要以中文来发表，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之后，SCI论文成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甚至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发表过两篇英文论文，但是完全要用英文来发表研究论文还是有较大的困难。我和大家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砺，实现了这个转化。回头看自己的论文目录，1992年发表第一篇作者的研究论文，到现在已经发表了210篇研究论文，其中160多篇是英文发表的。现在回头看，在知识创新工程实施的短短几年里，科学院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的表现形式迅速与国际接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回看我的导师吴征镒院士的一生以及我所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是那么的密不可分。吴征镒院士先生生于乱世，经历无数的战乱，清华毕业恰逢抗日战争建国爆发，空有一身报国志，不得实施，60岁才逢盛世，方能专心学问，著书立说。我自己由于文化大革命，小学中学未能得到应有的教育，所幸恢复高考抓住了机遇，随着国家的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我所取得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能把最好的年华献给昆明植物所是我的幸运，三十三年来，我从青涩到成熟，如今已经到耳顺之年。我已经老去，你却风采依旧，甚至更加绚丽，我为你高兴为你喝彩，三十三年来，我待你始终如初恋，衷心祝贺你永葆青春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