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活植物收集区，并对收集区内植物进行记录管理，使之可用于科学研究、保护、展示和教育的机构称之为植物园”。这是由国际植物园联盟（Botanic Garden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提出并被广泛认可的植物园定义，该定义的表述使植物园与农、林、园艺科学研究等机构和公园、庭院和城镇绿地等实体得以显著区分。体现植物园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实体相比，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契合洪德元院士对植物园三大使命的期许：引种收集更多的本土植物，为植物资源培育开发奠定物质基础，拯救更多濒临灭绝的植物种类。植物园也应完整记录植物的科学名称、来源、用途、分布、配置、物候、生物学特性、文化内涵等各种信息。便于人们多角度、全面深入的认知目标物。

　　1938年4月，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签署云南省政府指令后，由静生生物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从协商建所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昆明市政府同意把黑龙潭公园所有房舍转借给农林植物所作为所址，并加委蔡希陶为黑龙潭公园经理。成立之初的云南农林植物所设立了两个工作团队：一是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对云南野生植物资源开展考察，并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二是以黑龙潭公园及周边适合农地为基地，对调查获得的重要农林植物资源种类开展驯化、栽培，满足农林业发展利用。

　　诞生于烽火硝烟年代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同时也是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昆明研究所昆明植物园的起点。昆明植物园成立以来的80 年历史中，其管理模式、人员曾发生较大变化，始终不变的是科研人员一直活跃在园区建设的第一线，这保证了植物园建设具有“科学的内容”；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植物园非研究单元的建立，是园区建设“艺术的外貌”目标得以实现的人力资源保证；研究所多学科交叉、合作是园区建设“文化的展示”目标得以实现的外部有利条件。例如，植物综合保育与驯化生物学研究组多年来一直从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研究工作，在成功申报首批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与种质保存”项目后，为昆明植物园极小种群专类园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支持，同时也为其他专类园建设和景观改造提升过程中的物种更新提供有力科学支持，而专类园的建设也为相关科研任务的完成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每年有十余项科研项目在园区内展开，涉及引种驯化、动植物关系、新品种培育、根际生态过程等多个学科方向。

　　昆明植物园从成立伊始，一直重视引种植物信息的记录和有序保存，为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物种保存和公众科学普及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整理昆明植物园历年引种活植物信息档案，知悉昆明植物园活植物信息管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植物信息的卡片式记录

　　在查阅历史资料过程中，翻看着发黄的引种登记卡，和因岁月变化而变形的资料登记本，令人感慨良多！仿佛看到了若干年前，老一代植物园建设者行走在茫茫山野中寻找待开发植物资源的背影；又仿佛听到昏暗油灯下记录卡片纸张发出的沙沙声。

　　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卡片、陈旧的笔记本，见证了昆明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从无到有的历史岁月。有的字迹清秀、清晰可辨，有的笔走如飞、形神兼具，它们都见证那个时代为国家开发植物宝藏的急切心情和执着精神。

　　从建园之初，一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之前，植物园引种信息登记以卡片式记录为主。可以看到，引种登记信息卡从一开始就关注资源植物种类在园区驯化、栽培过程中的物候记录，为以后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正是有了这些详细的引种登记资料，得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完成《昆明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的编撰，该名录系统记载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国内外引种栽培植物共计3909种（包括亚种、变种、变型及部分园艺品种），隶属234科1154属（其中蕨类植物31科57属108种，裸子植物11科42属154种，双子叶植物164科808属2893种，单子叶植物28科247属754种）。

　　纸质记录+ 电子表格记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前10年，卡片式记录逐渐被纸质记录本和电脑记录方式所取代。面对数量众多的登记卡片和一本本引种登记本，在感叹老一辈植物园建设者工作细致、认真精神之余，也对于快速查找其中某条记录而感到困惑。随着微机普及，所有纸质记录信息输入到电子表格中保存，方便查找和应用。使昆明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工作得以逐步实现计算机化。并以此为基础，完成2006版《昆明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编撰，作为庆祝建所70周年的产出之一，同时也是对此前70余年从事引种栽培物种情况的一个系统总结。记载引种栽培植物累计4844条登录号，共计4254个分类单位，隶属231科1189个属。

　　植物信息的数据库管理

　　“没有这些传统的手工记录，根本谈不上计算机化” 。实践证明，纸质登记信息越详细，则开展引种资料计算机化的工作越顺利。为适应信息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昆明植物园正式启动了信息化建设项目，截止2013年，对杜鹃园和木兰园完成植物定位和基础数据（包括图像）采集，在执行“昆明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编目及信息标准化” 项目过中，向该项目“数据管理平台”中累计输入数据6451条，上传图片8100余幅。此项任务的完成，有效支撑了迁地植物志编撰工作任务的完成。

　　植物信息在线展示与采集信息无纸化输入

　　随着昆明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平台（PIMS）建设工作的推进，从引种、园区活植物管理、病虫害防治、科普展示、植株迁移等各方面均逐步实现在线处理和无纸化采集。根据昆明植物园数字化建设工作部署，2017年6月，正式部署中国植物园联盟开发的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平台，开始尝试采用植物信息在线处理方式对园区活植物开展综合管理，调动植物园多个部门工作人员，如基础数据采集管理团队、专类园建设与管理团队、科普团队等，积极参与到活植物管理、监测和综合应用的多个领域中，开启昆明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的新阶段。

　　植物信息管理技术手段变化的同时，也体现了植物园信息管理模式的变化。在过去依靠手工记录的阶段，更多的是凭借个人力量完成所负责区域内的植物信息的采集、存档；在相关信息分享时，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以及信息拥有人的认知能力，往往需要外力推动。借助特定时机，比如适逢昆明植物所周年庆典，展示引种成果时，组织力量把分散在每位资料拥有人手中的引种植物信息汇总起来，以专著的形式进行集中展示。此种管理模式往往周期长、更新不够及时。

　　技术的进步，往往带来观念的改变和模式的更新。随着Web2.0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日趋完善，人人参与成为可能。昆明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平台成功部署后，每部手机都可以成为数据采集终端，数据采集改变了过去枯燥、乏味的模式，变成了一种愉快的“有花植物拍照”之旅，在欣赏植物的同时，把相关数据也采集、上传、汇总起来。人人参与、在线集成的植物信息管理模式创新，可以使园区植物信息采集工作做到每日更新、汇总，及时反映最新变化。

　　在“信息就是生产力”的今天，有效利用植物园记录的植物信息，可以提高引种驯化、物候研究、新品种培育等科研工作的效率。植物园植物信息管理平台的在线支撑作用，集成园区活植物生境、植株、花、果、叶、枝条、树干等综合信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科研工作者、普通游客全方位展示植株全景信息，增进人们认知植物的能力。

　　以《中国植物志》为代表的植物“户口册”编撰完成后，经典植物分类学人才面临“断代”风险，植物学界科研兴趣的转移更加剧了此种风险。为此，中国植物园界的学者及时提出《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编撰任务，不仅充分发挥现代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的优势，还能调动年轻一代植物学工作者的兴趣，在“图文并茂”的情景下，完成新一代“植物志”，深化人们对植物的认识。

　　随着公众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它不仅是数据采集终端，更是每个人终身学习的“利器”，借助手机来认知植物、了解植物学相关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随着包括Biotracks、哥认得、花伴侣、Biosureyor等APP程序的开发、推广应用，人人成为信息采集员，人人成为植物达人的时代即将来临，植物园记录的植物信息亦应被开发为满足公众认知需求的新型“产品”，服务于公众求知欲急剧膨胀的需要。

　　展望未来，植物园记录的丰富植物信息将成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型产品”，服务于入园求知型的 “消费者”，更好展示国立植物学科研机构在战略植物资源研究、保育、栽培展示和知识传播过程中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