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植物研究所即将迎来八十周年华诞，我也已经是单位的“老人”了。我1990年进入昆明植物所，现在已近三十年。人生的缘份和机遇很多时候是无法预料的。也许因为生在农村，我从小就没有太多的理想，更没有想到会与昆明植物所这样的科学家云集的国立研究机构产生联系。初中毕业时，老师帮选了两所学校，没有被录取，后来调剂到云南省林业学校。中专四年，囫囵吞枣地读了很多书，虽然也听说了一些中专毕业生考研究生的故事，但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仍然是到林业基层单位工作。临到毕业的前几天，听说被分配到了中央驻滇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心地说自己也有些惊愕。1990年7月13日，魏兆祥老师和秦国富老师把我和另一位同学接到了元宝山上的昆明植物所，开始了我与这里二十九年的缘份故事。

　　那时的昆明植物所没有现在整洁漂亮，有土基房、木板房、大板房、红砖房，也有令人难忘的洗澡堂和大食堂。虽然，那时每年到所工作的人并不多，但通常都是多人住一间房，许多年轻人甚至在一间房里结婚生子，走道就是厨房。单身汉在食堂买了饭，就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现在想来这种生活也很单纯惬意。

　　我最初的工作在植物园的花卉工厂。挖过地、栽过苗、浇过水，熟悉了很多植物的栽培习性，但对做科研工作基本没有概念。有一段时间负责兰花栽培温室，知道兰花喜欢群居，小苗不能单独移栽。接触到了硬叶兜兰、同色兜兰、麻栗坡兜兰等很多兰科植物，当时听说麻栗坡兜兰晚上有香味，还夜间去温室里闻过。现在，兜兰成为我们研究组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也许是一种巧合。我真正接触研究工作是到生理室后，当时参加了李存信老师承担的一个农业项目，在蒙自草坝研究冬玉米和水稻，对如何设计实验、如何取样、如何观测植物性状和分析数据有了一些概念。在跟随李老师几年里，学到的最宝贵的还是踏实严谨地做研究的理念和作风。

　　考研的想法大概始于1996年的某一天，几个年轻人聊到了考研的事情。既然要考，那就好好准备吧，当即买了一堆参考书熬夜学习。专业课相对好办，多看几遍大体都能理解，但英语基础太差，很是费劲。我1997年拿到函授专科文凭，1998年就去报名考研，后来通知说专科毕业后2 年才能考研，没有考成。其间还有一个传闻说，同等学力不能再参加考研，我当时都已经放弃了考研的念头。又是某一天，到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一本书上列出了考研的条件，发现同等学力不能考研的说法是误传。再次捡起书开始准备，终于在1999年参加了全国的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对我来说，能否考上的压力并不太大，在许多人眼里，中专生考不上研究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考研成绩也是研究组的一位老师告诉我的。

　　读研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因为那时中科院已经开始了“知识创新工程”，博士毕业需要发表SCI论文。幸运的是，胡虹和周浙昆两位导师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和空间，自由设计研究题目和选择研究对象，没有时间限制。由于研究论文的实验主要在野外，胡老师安排许琨、严宁两位同事长时间陪我在中甸的山上工作，并借钱给我买了研究必须的光合作用测定仪和叶绿素荧光仪。不幸的是，2002年实验过程中受伤，出院当天刚好是韩日世界杯开幕，每天躺在床上，看着足球，心里想的却是没有完成的实验。其实，最煎熬的是写SCI论文的过程，第一篇文章写了近一个月，差不多是一个词、一个词地拼凑出来的。现在把那篇论文的原稿拿出来，只能说惨不忍睹。多亏许多好心人帮助我修改，终于在2005年春季研究所开学位会议前，有3篇SCI论文接受发表，延期半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只是科研工作的开始，发展方向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当时，许多人博士毕业后都选择了出国做博士后，我自己也联系过，并且获得了一个offer，但感觉与我的研究兴趣不是太吻合，放弃了，所以一直是一只“土鳖”。科研项目争取是一名科研工作者需要迈过的坎，因为能拿到什么项目直接影响科研发展方向。我科研生涯中自己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西部之光”项目，虽然第二年也就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云南省基金项目，但“西部之光”基本确定了我后来的科研方向。2008年到2012年，我到西双版纳植物园工作了4年。在这4年里，我能跳开原有的框架模式，锻炼了自己，并对过去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理解。在做研究和处理问题方面都有了一些感悟，逐步奠定了个人的学术基础。

　　2012年从版纳植物园回到昆明植物所。这时，需要考虑的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发展方向问题，而是研究组的方向。因为研究组有较好的观赏植物产业化研究基础，我个人的学术背景也不适合做纯基础研究，因此以兰科植物生物学与植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团队的研究方向，这也契合国家“以问题为导向”的理念。研究团队针对区域产业化发展的限制性问题，通过基础研究解决资源植物产业化的技术源头理论，形成配套的产业化技术体系，服务地方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几年的时间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合适的。在兰科植物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研发方面形成比较明显的特色和优势，研究团队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知识的传承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主要因素。我分别在2008年和2013年取得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自己做学生时其实很难体会导师的感受，在自己做老师时才发现带好一个学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经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深怕耽误了学生的宝贵青春。学生实验顺利时，他们开心，我也一起开心；他们迷茫时，我自己也迷茫。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和兴趣爱好都有很大不同，寻找适合每个学生的交流和培养方式成为一件有挑战的事情，和他们一起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能够给学生极大的信心和支持。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老师和学生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和体谅，双方在做研究和处事方面是一个相互培养的过程。

　　回首在元宝山的二十多年，有失败，更多的是收获，尤其生活的阅历和感悟。每个人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个环境。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经历快速变革，提供给每个人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昆明植物所的研究平台和手段快速改善，打破了用人机制上的许多框框套套。我幸运地赶上了这些机会，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为国家和研究所的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个人只是顺势而为，尽力把当前的每件事情力所能及地做好，坚持下去。这就是我与元宝山的缘，与昆明植物所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