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3月23日 ( 清光绪23年，丁酉，2月21日) 生于云南昆明。本名“承祖”，字“绳武”，号“幼堂”。后废去“名”、“字”、“号”的区别，一律以“幼堂”二字为名。

　　父名：刘书堂，秀才出身，云南经正书院贡生，以经营纸店“萃华轩”为生。

　　母名：温寂园，佛教居士。

　　1903—1908年，6至11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

　　1908—1910年，11至13岁，昆明第二小学毕业。

　　1910—1914年，13至17岁，省立第一中学毕业，所学外语为法语。

　　1914—1916年，17至19岁，在省教育会举办之外语补习班学习英语。

　　1916—1920年，19至23岁，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在此期间，五四运动发生。刘幼堂在1951年写的《自传》中记述当时的思想状况：“陈独秀、鲁迅、胡适是影响我最重要的人物”。“《新青年》、《晨报副刊》、《解放与改造》是我最爱读的刊物。”“‘五四运动’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我希望中国从此走上英、法、德等国富强的道路”，接着说，“我毕业后与同学七十多人组织了一个参观团，由学校领导，经朝鲜到日本参观了两个月，然后回到昆明。”另注：关于我父亲毕业时的情况，1946年夏天，我在上海初次见到姑母刘静贞时，她对我说：“你父亲毕业时学习成绩很好，学校准备留他和另一位同学在系里当助教，还送他们到美国留学。（这位同学，据说是杨武之，即杨振宁之父。）但是，这时你祖父在昆明已经病重，并在不久之后去世。这样，你父亲便不得不回昆明，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为他是长子。”

　　1920-1926年，23至29岁，回昆，在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省立女子中学、省立成德中学等校任数学教师。

　　1926-1930年，29至33岁，应滇军四十八师师长卢汉之邀，主编《民众日报》，宣传国民革命主张。

　　1930-1939年，33至42岁，卢汉兼任省财政厅长，刘幼堂到财政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稽查征收科科长。后转任省出口贸易管理处副主任。

　　1939-1942年，42至45岁，任一平浪矿务局经理，一平浪制盐场经理，滇西企业局协理、总经理。经黄炎培推荐，出任中国职业教育社云南省分社主任委员。

　　1942-1946年，45至49岁，任云南省企业局副经理、兴文银行常务董事，同时任劝业银行、矿业银行、益华银行、中国侨民银行、光裕银行、云信保险公司之董事。

　　1947-1948年，50至51岁，任云南省政府建筑工程处主任，主持修建“抗战胜利纪念堂”之工作。

　　1948-1949年，51至52岁，为稳定社会秩序，收容流散人员，省政府成立省模范救济院，被任命为院长。

　　1949-1950年，52至53岁，任云南省银币铸造所主任，主持铸造云南半开银币，取代国民党中央货币，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参加卢汉将军所领导的云南起义。

　　1950年，53岁

　　1月，任昆明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

　　4月，认购人民胜利公债13050份，受到全省表扬。

　　8-12月，参加云贵两省北上参观团，到北京、东北等地参观访问。10月在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由朱德副主席接见。

　　1951年，54岁

　　1月，任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

　　2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顾问

　　1955年，58岁

　　秋，接市人委通知，参加“昆明市茶花展览会”之筹备工作。展览会结束后，即由中国科学院分类研究所调往市建设局公园科任技术员。

　　同年，省政协发表刘为委员，兼任财经组组长。

　　附：刘幼堂自述关于瓦窑村花园的由来和经营状况

　　昆明是一个适宜园艺事业的地方。我对于园艺有所爱好。我在瓦窑村买了农民的土地200多亩，自1939年起至1950年止，共做了12年。在解放后，捐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39年，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从这时起，我在龙泉镇瓦窑村开办了一个农场，一方面为的是盖房子自己居住。否则，住市内则天天要“跑警报”；另一方面，为的是以后渐渐把自己的精力、金钱和时间都集中到这一方面来。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认识是：1）云南茶花，是世界希品，却无人发展它。2）昆明气候优良，适宜园艺作物栽培。用一句开玩笑的话来说，我是在做一种“贩卖气候”的生意。3）由于我多年从事的工作，都与云南工商及农林方面的资源有关，我深知我省农林上确有问题，我想自己来做实验，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我对于这些事情由衷地感到兴趣。我的兴趣与上面的几点认识结合起来，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农场。但想不到的问题来了。植物一年比一年多，开支一年比一年大，成了一种“骑虎难下”之势。但是，为了解决我心中挂念的那些问题，我仍然愿意坚持下去。抗战胜利后，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好机会”来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提出要租用我在昆明复兴新村八号的那一所楼房，第一期（1946-1947年）租得美元三千多元；第二期（1947-1948 年）租得伪法币一千八百万元；第三期（1948-1949 年）租得美元一千二百元。这些钱，我都用来购买农场所用的种子、花秧、果苗、药品、农具、书籍等等，现在都已经用完了。解放以后，农场已全部送交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