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我第一次参观本所的茶花园，看到那么多云南山茶的大树，就听导师夏丽芳介绍，这些大的茶花树是园中第一批定植的茶花，是住在龙头街瓦窑村的地主（开明士绅）刘幼堂于解放初期捐献的。可是，除了知道捐献一事，无从获知更多关于他的任何资讯。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刘幼堂早在1956年就已离开植物所，而夏老师是1958年才从云南农大毕业到植物园工作的，这也难怪夏老师不清楚他的情况。从此，渴望探寻更多关于他的想法就一直埋藏于心，其后经过艰难的探寻，包括与裴盛基、赵瑜等老师及花工杨绍忠师傅( 当年在瓦窑村，刘幼堂和孙东明是邻居，杨绍忠是孙家的花工，随刘幼堂从瓦窑村到了植物所，虽然后来刘离开了植物所，但杨一直在茶花园工作直至退休）等的闲聊获得的一些信息，加上在书本报刊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综合起来逐渐对他的过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同期的孙东明先生的家属前几年出了一本共187页的纪念文集《迟来的怀念——纪念孙公东明诞辰115周年》，内容翔实，我记得送了2本到我所图书馆收藏，书中有很多关于解放前尤其是抗战时期云南的史料（包括捐献植物所的花木41类2791株（盆），其中茶花1895株及其他家居用品等，大金元香烟等很多史料），内容及丰富，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去翻阅。而关于刘幼堂，昆明植物所现有的资讯非常少，我觉得也有责任和义务，把我所知道的刘幼堂先生撰写出来，以飨后来者。值此所庆八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把这些年来亲自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稍作整理和归纳，以期让更多的后人能够了解这位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对植物所茶花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前辈。

　　时间一晃就到了2010年，我在茶花园工作也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有关刘幼堂先生还知之甚少。一次去研究所档案室查询科研成果，猛然想起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刘幼堂的档案。当我第一次查阅到共38页（昆植第51、52号附件）的档案时，把我震惊了！该档案的封面用毛笔字写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接收刘幼堂先生捐献房地花木药品器物书籍清册》，里面的正文则是用铅笔在宣纸上竖立繁体字书写的工工整整，接收人一栏还有蔡希陶的签字。细看内容，刘幼堂当时捐献的物品，除了各种大小的4208株茶花外，还有很多其他植物2000多株，如今在茶花园里面的好些大树，其实可追溯到他当时的捐献。此外，捐献的物品还包括锅碗瓢盆等在内的大量物品（感觉是全部的家当，太全了，也太彻底了！）。据说几年前医务室遗存的一个老柜子（我也见过，将要在所使馆展出）就是源于他当年的捐献。瓦窑村的房产和土地，六十年代还归我所，后来交换到云南农科院所有了，现在则是私人所有，目前是抗战时期建设的保存得较好的老房子之一（距离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不远）。看了捐献档案，当时的另一个感觉是这人真有钱也挺爱国，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会养那么多茶花？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种种疑惑存留却不得解，对他就越发感兴趣，特别想深入了解。而后利用业余时间，经过多方打听到他的后人，并一起查阅了云南省档案馆和昆明市档案馆，还调研了昆明市园林局、住建局等单位之后，刘幼堂原本模糊的形象逐渐清晰鲜活了起来，一丝丝、一条条信息串联起来，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对刘幼堂先生的了解越多，对他就会越发尊重，到后来是由衷的敬佩和感叹，尤其是亲身探访了他生命中在云南省会泽县极其偏远的阿都乡白泥坡村度过的最后的三年，深深地被他感动。下面我把他的简要历史和一些感想简述如下：

　　刘幼堂（1897年3月23日-1972年5月12日），籍贯昆明，主要根据云南省档案馆77-13-2841记载和一些后人的追忆，于民国九年（1920年）北平高等师范（现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毕业后回到昆明中学校任教数学、物理等科目多年，后成为卢汉将军的家庭教师（教授自然科学，孙东明则同期为语文家庭教师）。其后，刘幼堂逐渐发展成为龙云、卢汉政权的重要干部，先后担任了当时云南省政府财政、企业、金融方面的重要职务（历任云南省财政厅稽征科科长，云南省外贸处副处长，云南省企业局副经理，云南兴文银行常务董事，造币处处长等职），主持并推动了云南煤矿、磷矿、盐矿、有色金属、纸烟厂（包括大金元烟）等实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前夕云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随卢汉参加起义，昆明和平解放。1950年先后任昆明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认购人民胜利公债13050份，受到全省表扬。1951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植物所的前身）技正（查阅词典，这是当时技术人员的一种职称，仅次于技监，其下面还有技士、技佐等）；当年还先后任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顾问。1955年当选第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曾多次率省政协和省人大代表团调研云南的柑橘、普洱茶、糖业等产业，并撰写了多篇关于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些产业的调研报告和提案。在云南省档案馆，我记得曾阅读过他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谈到如何复壮大叶茶古树以提高茶叶的产量（当时调查的结果产量很低），从他当时提出的修剪、复壮、施肥等建议来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我自己做茶花的，也有多年栽培管理经验，深深地为他当时提出的建议喝彩打Call）。1956年，他受命离开工作站，筹办昆明市茶花展览会，筹建昆明西坝苗圃，其后在昆明市建设局公园科任技术员。在文革期间他作为官僚地主被打成右派而备受折磨。1969年-1972年被下放到会泽县乌蒙山区的白泥坡村直到故去。

　　刘幼堂一生热爱花草、精通园艺，尤其喜欢茶花。根据俞德浚院士于1985年7月31日写的证明材料，1931年俞德浚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生物系，刘幼堂是他的先辈校友。1937年俞德浚被北平静生生物调查研究所派往云南采集标本，在昆明拜访了刘幼堂。他回忆到：刘幼堂在昆明城内华山南路有住房一所，抗战期间为躲避战乱在昆明北郊瓦窑村有住所和花园一座，栽培了大量的园艺植物和果树，喜欢钻研栽培技术，在植物嫁接繁殖、植物管养等方面很有心得，其栽培云南茶花施用油枯、牛角沫、骨粉等为种植基肥、在瓦窑村设计靠接用的瓦罐等，至今都还沿用。（作者注：如今2018年我在茶花园还可见到这样的瓦罐！而且茶花定植时用油枯、牛角沫、骨粉等在我所茶花园都还一直沿用，是很好的长效基肥）。俞德浚在回忆中还提到：“刘幼堂爱好花木成癖，热心钻研，收集川茶、滇茶花品种在当时昆明花园中颇为有名。抗战期间，我留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直至1947年。该所系北平静生调查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地址在北郊黑龙潭，与刘幼堂的住处不远，且两人对花木果树有共同爱好，因此，与之常有来往。抗战期间国民党腐败统治，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暴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经费困难，接受云南企业局委托，代为保存繁育美国黄金烟叶种子，以便向全省推广，得到企业局经费补助，才把烟叶研究维持到解放前夕”。1946 年俞德浚到英国爱丁堡进修期间完成了The Garden Camellias of Yunnan （云南茶花谱）一书的书稿，1947 年他在该书前言部分专门提到：“My friend Mr. Y. T. Liu, the vice-manager of the Enterprise Bureau of Yunnan Province, has given me much valuabl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ulture and propagation of Camellias. Most of the fresh materials described in this booklet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garden of Mr. Liu, who has a very fine collection of Yunnan Camellias in his garden in the vicinity of Kunming, the ca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S.W. China. I was indebted to him for his courtesy and co-operation.” 这段英文表述，清楚表明了刘幼堂解放前有一个茶花园，收集了很多茶花品种，而且他的栽培、繁殖技术很高，文中的好多活材料就源自刘的花园，曾给予俞德浚很多帮助。

　　刘幼堂给他儿女的取名也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他对花卉的热爱，还体现了栩栩如生的花季信息。他有七个孩子，其中2个儿子的生日我知道：即老三刘桂生于1930年8月24日出生，正是八月桂花飘香的季节，老六刘茶生于1956年1月3日出生，正是茶花开放的季节，五个闺女老大刘厚生（期望人民生活富足，也是厚朴开花季节）、老二刘松生（松树长青，亦为长寿）、老四刘兰生（兰花开放的季节出生）、老五刘荷生（荷花开放的季节，后来为纪念昆明和平解放，改为近似读音的现名刘和森）、老幺刘菊生（菊花开放的季节，据说用昆明话读来像“留级生”的谐音，她上学时因此很不喜欢这名字，后跟随五姐改为现名刘萍森）等的名字也大多印满了花的节令气息。和刘幼堂的后人接触中，我发现这些后人都非常有出息，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双聘的知名教授，也有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颇有成就的后人，说明他的教育有其独特的一套。从他后人的交流中得知他特别重视对孩子实用技能方面的培养。他说过，大干实业才能兴邦，空谈爱国其实是误国，而且亲力亲为践行实业救国。在解放前云南省政府当政期间主导办了那么多的企业，既为国家创造了更多财富，也为自己的家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的家庭会比较殷实的原因吧，这也回答了我最初看见捐献档案的一些疑问。刘幼堂热爱花木，热爱生活，关爱家人。我遇到的他的后人都特别友善，令人尊敬，大概也和他这方面的教育和传承有关。据他子女回忆，当时许多有钱人家里都收藏古玩字画，刘幼堂却对子女们说：“哎呀！我绝对不搞这个，这是最无聊的！”“养花，它有生命，我有兴趣。” 儿子上初一时，负责办班上的墙报，自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怎样办墙报》，刘幼堂表扬他说：“你这就对了！有了问题自己去找书。你找了《怎样办墙报》，你就能掌握相关要素，知道如何办墙报了。”对自己把所有财产捐献给国家一事，刘幼堂告诉子女们：“遗产，你们成器了就不需要，你们不成器，再多的遗产也不够你们花一辈子。”女儿刚参加工作，刘幼堂对她说：“你可以不当官，但业务必须做到最好！”

　　刘幼堂对人民、对乡村的热爱，我去他当年下放的乡村实地调查中深切地感受到，并深受感动。2012年7月27日，我和刘幼堂的后人专程去了一趟云南省会泽县阿都乡白泥坡村。其实出发前我心里是有点忐忑的，担心是否还能找到他的一丝蛛丝马迹，因为毕竟离他1972 年去世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据村口的公示碑介绍，2011年10月刚修通进村公路。这个村子在乌蒙山深处，确实太偏僻了。可以想象在1969年刘幼堂被下放到这个村的时候路途该有多艰难！他的后人于80年代去过几次，而我们这次去，是准备好要步行的，还好前一年（2011年），这个偏僻的村子也通公路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村子里了。到了村口，见到第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马上就打听到了刘幼堂的信息，当时一下子就特别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感觉。老人带我们到了刘幼堂曾经居住过的老屋，我特地记录了一下GPS 位置：北纬26°45’20.4”，东经103°30’47.6”，海拔1888米。据村民柳福林（时年77岁）介绍，刘幼堂知道很多药草，也带了一些西药（据刘幼堂的家人讲，每次他写信回昆明，都要求家属多寄些西药去，大概就是山村特别需要吧），当时治好了很多村民的病。据他介绍：“我有个堂叔，牙齿疼，刘幼堂治好了病，还不收钱，他这人真是太好了。”以前我只知道刘幼堂在数学物理方面挺强，而且园艺水平高，没想到他还会好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在缺医少药的乡村有这样的人才确实是很珍贵的。据时年八十多岁的村民李赶年讲，刘幼堂很会嫁接果树，村子里直到今天还有好些核桃、橘子树等都是他当年嫁接的。还有好些村民，如

　　柳恩林、蒋桂兰等都提到，刘幼堂老人家知识很丰富，经常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特别是卫生方面的知识。一九六九年刘幼堂刚下放的时候，翌年春天特别冷，他建议村民用温水浸种，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由于他是作为大右派被下放的，温水浸种的提议起初不但不被村民接受，还招来公社、大队的批斗，被批为破坏生产的反革命，他被限制自由，不许再“乱说乱动”。刘幼堂知道，只有用事实才能让群众信服，便要求划一块地给自主播种，后果自负。结果他种的那块地当年大丰收，与村民用传统落后方法种植的产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为人善良，又会看病，治好了很多村民，村民们对他的态度也因此一天天变好，由冷漠到热情，从敌视到尊敬。到2012年，四十年过去了，仍然还有很多村民记得他的好。他成为这偏远山乡有名的好人、能人。一九七二年春，刘幼堂已经年满七十六岁，在迤车公社阿都大队白泥坡生产队的农村生活已经三年了。进入三月春播开始，山里几个邻近村子的许多百姓甚至抬着担架、滑竿，纷纷聚到白泥坡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请这位知名老人去指导种植。那一带山高坡陡、道路崎岖，每个村子距离又远，刘幼堂到各个村寨后，不仅是讲授，而且还下地亲自示范。村民们为了让这位身体瘦弱的老人少辛苦一些，就抬着他翻山越岭。他因此很忙，也很欣慰，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说“虽然年岁大了，我还可以发挥余热” 。五月春播接近尾声，刘幼堂因为连续两个月不停地奔波于各山村，日夜连轴转，身体又大不如前。五月十二日，早餐后，刘幼堂正准备去另一个村子，突发脑溢血，昏倒在门前。焦急的村民们用担架抬着他，六十多公里山路，十几个人轮换接力一路小跑担着到了县医院，但为时已晚人已经去世。白泥坡的百姓用全村最好的一口寿材装殓了这位老人。当他的子女赶到白泥坡后，村民们要求留下他的旧衣物，说刘幼堂是个好人和有福的人，要让子女们“沾沾他的福气”。刘幼堂在偏远农村最后的三年，在被打为大右派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装着一颗炽热的爱民之心，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在寻访过程中，有件事说来还是有点遗憾，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给刘幼堂于1951年写过一封感谢信，以感谢他捐献大量的财产给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据他女儿刘和森介绍，这封感谢信1969年的时候还在家属手中。因为文革中刘幼堂被打成右派批斗，甚至下放到极偏远的山区，家属于是想方设法营救，后来想到了家里的那封郭院长写的感谢信，就把该信上交昆明市园林部门的革委会领导，也终于把刘幼堂的革命性质从“敌我矛盾”关系转为“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到1972年春天就能把刘幼堂接回昆明的，可是他因为春播的关系，坚持要等春播结束后才回昆明，可惜没来得及回昆明他就突然故去了。以他那种大右派的身份还坚持要做完春播，也能体现出他对乡村贫苦农民浓浓的爱和一颗炽热的心，竭尽全力想给予村民多一些的帮助，这种精神怎么不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呢？其形象也让我一下子感觉高大和高尚了许多。为了寻找这封感谢信，我陪同他的家属走遍了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几家档案馆和相关园林单位，但一直都没能找到，有点遗憾，谨记于此。

　　2012年2月18日刘幼堂先生的多位亲属与昆明植物所领导和职工在昆明植物园种植了一株象征历史与文化传承精神的云南山茶纪念树-- 云南山茶品种‘雪娇’（Camellia reticulata ‘Xuejiao’ ）。我曾写过相关报道发表在植物所官网，在此就不再详述。有机会各位朋友可以去看看在茶花园八角亭附近的这棵纪念树。茶花园还有一株‘幼堂春秀’的茶花，每年开花都特别早、也特别茂盛，朋友们也不要错过哦。

　　能探寻到这么多关于刘幼堂先生的信息，确实不容易，有时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和2013年，我分别请了刘幼堂和孙东明的后人，在茶花园种植了纪念树（我当时分别写过报道发表在我所官网），当时在闲聊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希望能找到俞德浚院士的后人。事情就是这么巧，孙东明的五子孙翊华的闺女孙佳，和俞德浚的外孙女武装是同学，也因此得到了武装的妈妈俞兆珠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后来我把这些联系方式给了所长助理吴曙光，所庆来临之际也因此有了赴京的采访安排。2017年8月，我和研究所的冯宝钧、张全星去北京分别拜访了刘幼堂、孙东明和俞德浚的后人，并做了视频录像采访，获得了大量一手访谈资料，刘幼堂的形象也就逐渐鲜活起来，内容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到北京后，发现孙家和俞家就隔了几条街的距离，难怪他们的孙辈会成为同校同学。感觉老天真是有眼的。

　　权以此篇纪实文章纪念为昆明植物园茶花园打下良好基础的刘幼堂先生，2012 年该园成为“国际杰出茶花园”（International Camellia Garden of Excellence）。在此，再庄重地道一声：刘幼堂先生，谢谢你的茶花，安息吧！

　　后面附上几张照片，照片之后还有老三刘桂生教授提供的《刘幼堂年谱简编》：

2017年8月3日访问刘桂生家

　　1946年拍摄于刘家庭园的茶花，这么早的彩色照片确实很难得！

1950 年国庆节的合影，前排右一是刘幼堂

1950 年代捐献档案中的一页，是用铅笔写的，有更改的地方都还有红印章确认。

1969-1972 年刘幼堂下放时在会泽县阿都乡白泥坡村的住处。

2012 年7 月27 日刘幼堂后人探访队与部分白泥坡村民合影，脚下的路就是2011 年开通的村级公路。

2012 年7 月27 日在访问白泥坡村时，王仲朗和刘和森在村口公示碑前留影。

白泥坡村刘幼堂故居前的一株核桃树，据村民说是刘幼堂嫁接的。

昆明植物园茶花园内繁花似锦的云南山茶品种‘幼堂春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