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勐龙小街见到浦所长

　　1958年8月，我随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昆明工作站。据说昆明工作站即将改建成昆明植物研究所，在由“站”升“所”而新增的“新鲜血液”中，我们这些高中生是敬陪末座的见习员。工作站主任蔡希陶带我们参观工作站，讲述历史。告诉我们即将建立昆明植物研究所，北京来的吴征镒任所长，一位老干部浦代英任副所长，当然蔡希陶也是副所长之一。10月，我和5位高中生被派往西双版纳景洪大勐龙小街加入蔡希陶领衔创建热带植物园的队伍，在昆明没有机会见到浦代英副所长。

　　我们到来之前，蔡主任先领一些年轻人到大勐龙小街建园。我们到来，加起来大约近20人，其中还有几位是西双版纳州政府下放的干部。领导我们干活的是冯耀宗，他是一位1955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的大学生。热带植物园始建，住的是竹篱笆为墙的茅草屋，睡的是竹板床，食堂草棚为顶，竹篱为墙，竹板为桌，竹筒为凳，真有如苏东坡所说“不可居无竹”的感觉，特别新鲜。建园工作，从开荒建苗圃做起，有了苗圃地，开始引种抗高血压药用植物萝芙木，试种三叶橡胶，还有其他本土经济植物。

　　西双版纳天气热，下地干活都短衫短裤加拖鞋。一天，大家都在苗圃劳动，有人说浦所长来看我们了。抬头一看，不远处走来一位年长一些的女同志，莫不是浦所长？想着时，来到我们面前的果真是浦所长，留着短发，个子不高，和我们一样短衫短裤加拖鞋打扮，她面带笑容和大家一一握手，抄着有云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名字，从哪里来？问我们苦不苦、累不累、习不习惯等，一下子增加了和大家的亲切感。她和我们一起劳动，一起种萝芙木，一起种香蕉苗。

　　西双版纳有“三蚂”，即蚂蟥、蚂蚁和蚂鹿虱。苗圃劳动，常见的蚂蟥，一不注意就叮咬在腿上，等发现时已经是一条吸满血的蚂蟥虫了。所以要时时防、细细看。浦所长问我们如何对付蚂蟥，我们告诉她，用小火柴盒装点盐，见到蚂蟥叮咬，沾点盐一拍，蚂蟥就掉了，要用一根火柴棍大小的签子，把蚂蟥翻个身，蚂蟥永远活不了。她听了很是高兴，夸奖我们有经验，方法实用有效，氛围轻松愉快。浦所长和大家在苗圃里留下合影一幅，弥足珍贵。在大勐龙小街第一次见到浦所长，很有亲切感，印象深刻。

　　玉龙山麓二见浦所长

　　在大勐龙小街工作一年，领导通知，热带植物园要迁往勐仑，人员重新分配，一部分到勐仑，一部分回昆明。我被通知在回昆明的名单里。回到昆明，领导又通知要我准备到丽江，同行者6人，参加建设丽江高山植物园。那时所领导就有在云南建3个植物园的设想，即热带的西双版纳植物园、亚热带的昆明植物园和亚热带高山的丽江植物园。丽江高山植物园建在玉龙山麓玉湖旁，海拔2600米。俞绍文、陈宗莲和吕正伟先我们到丽江，没有住房，他们先住玉湖村里。我们到时，一幢新房已经建好，我们一道住进新房。

　　1962年，丽江高山植物园工作基本开展起来，用房有两幢，人员已有10多个。一天所里通知，吴征镒所长、浦代英副所长陪同俞德浚、陈封怀二位植物园专家到丽江考察规划丽江高山植物园，这可是件大事。大家积极准备迎接领导和专家们的到来。

　　我们陪所领导和俞、陈二位专家参观新建的苗圃和小气候观测站，然后一起登玉龙山仙迹岩（海拔3200米），察看U型山谷，山间草地和水源情况，考察附近的杜鹃林和冷杉林。仙迹岩山峰陡峭林立，俞德浚高兴地说：很像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景观，十分难得。所领导和专家一起讨论丽江植物园长远规划和当前任务，议定丽江高山植物园的方向任务。

　　俞绍文、陈宗莲二位同毕业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一起来到丽江建园。在丽江结婚，有了孩子。他们并没有向所里提过调动工作问题，倒是浦所长主动关心，见他们一家在这里带孩子，工作生活有不少实际困难。不久，所里决定调陈宗莲回昆明植物园，解决了实际问题。浦所长主动关心职工工作生活困难。陈宗莲带着孩子回昆明那天，正好俞绍文出差在外，而我要去永胜挖薯蓣种苗，需从丽江到下关转永胜。我陪同陈宗莲到下关，第二天送她上了去昆明的汽车，母子平安回到昆明。丽江二次见到浦所长，她关怀员工，为员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浦所长来延安医院看我

　　1973年，全所职工体检时，发现我胸部有鸡蛋大小的阴影，怀疑肺部肿瘤。那时唯一的检查仪器是X光机，胸外科医生、肿瘤科医生和X 光医生在X 光机前反复查看，意见不统一。肿瘤科医生和X光医生认为肺部肿瘤可能性大，而胸外科医生持怀疑态度。无论怎样，需要尽早切除。

　　近二年来，我们所连续有二位同事因患肿瘤而辞世，我是第三个被怀疑的患者，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于是我住进刚从上海迁来的昆明市延安医院胸外科，手术顺利，经病理检查确定为肺部结核球。

　　吴征镒、蔡希陶和浦代英三位所领导获得二次“解放”，恢复工作。浦所长仍然管思想政治工作。她听说我住医院手术，专门来看我。一天我从病房走到楼梯口时，看到她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走上来，我十分惊讶，赶快前去迎接。进了病房，浦所长详细询问治疗过程，我一一汇报，感激浦所长关怀。那时，所领导的专车还没有恢复，难为她坐公交车来。浦所长年近六旬，上下楼显得吃力，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浦所长亲自看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职工，让我受宠若惊。脑海里久久铭记浦所长的关怀备至，至今难以忘怀。

　　感悟《无悔岁月》

　　浦代英和浦琼英（卓琳）、浦石英（雷迅）三姊妹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人，她们一道赴上海、北平求学，目睹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随后决意同奔延安，投身革命。

　　1996年，年已85的浦代英决定以自己和两个妹妹的人生轨迹为基础写一本《无悔的岁月》。1999年年末，我收到浦所长赠书《无悔的岁月》。

　　浦代英说，她们三姊妹“与世纪同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生命中注定要经历无数次整合摔打”，写下这段经历，作为家史，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份真实记录；把这些告诉孩子们，永远做一个“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的人、“读书的好好读，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

　　浦代英父亲浦钟杰，字在廷。“宣威火腿”、“德和罐头”在他手上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跟随孙中山革命，助滇军进驻广州，迎接孙中山到广州建大元帅府，被授予五等嘉禾勋章和少将军衔，家门挂上“少将第”牌匾，名副其实的商贾将军。

　　阅过《无悔的岁月》，看到浦氏三姊妹，历经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硝烟壮丽场面。新中国成立，她们在各自岗位各忙其所忙，聚少离多，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为建设现代化祖国鞠躬尽瘁。她们经历坎坷，阅历丰富，感悟良多。

　　浦代英带着“寄情绿色山水间”的愿望，来到昆明植物所，任党支部书记（后党委书记）、副所长。和吴征镒、蔡希陶二位领导见证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展

　　壮大的初期阶段。

　　1963年，三位领导主持召开所务扩大会议，议定“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艳，万紫千红”方略，作出“三个战场、八个兵种，建设综合性研究所”战略部署，这在建所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浦代英长子乐黎南来昆明休假养病，还和我们植物园团支部一起过组织生活，有一面之交。黎南和我同年生，那时他“英俊青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

　　1966年，浦代英参加“四清”运动，任马龙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我和所里10 多个人被排到马龙县参加“四清”，浦所长来到我们“四清”工作地月望区看望大家，在区政府前一片土晒场上共进露天式晚餐。

　　“文革”期间，浦代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加一条“邓小平在云南的黑干将”。隔离批斗家常事，受了许多粗暴虐待，深有切肤之痛，但她始终坚持做堂堂正正共产党员。1973年，浦代英二次“解放”，组织补发2000 多元工资，一分不少交了党费。浦代英的坚强刚毅，彰显了共产党员本色精神。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浦代英说：“我追随党、追随革命近40多年，一心想着在革命道路上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是一场灾难的话，那么这场灾难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决不能把这批账记在党的身上。如果没有党，我们还会有今天吗？”浦所长一身正气，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

　　浦代英有“丧夫”剧痛。在延安抗大学习时，蔡畅大姐牵姻缘，与乐少华结婚。乐少华，浙江镇海人，1927年入党，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红军团政治委员。1948年，任东北军区北满分部部长，1949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

　　1952年，党中央发起“三反、五反”运动，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教育净化干部队伍。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怀有政治野心，无限扩大化。乐少华受到冲击自杀，被带上“畏罪自杀”罪名。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发出“关于乐少华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28年冤案真相大白，浦代英欣慰之际留下眼泪，说：“少华，你安息吧，党和人民还给你清白了。”

　　“四人帮”倒台，国家迎来新的春天。浦代英带着又一次新生的激情，回到工作生活过的昆明植物研究所，看望老同事、老朋友，见到阔别多年的吴征镒、晋绍武、段亚华、王庸等，心情十分愉悦畅快。留下合影一幅，永远珍藏。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昆明植物研究所有如浦代英这样一些老干部、老科学家掌舵，研究所航船始终沿着科学轨道，乘风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