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重纪念昆明植物所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很多历史画面历历在目，感到十分亲切。

　　早在20世纪4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全家迁住在昆明东北郊的瓦窑村，离黑龙潭很近。大约在1945年前后，一个晴朗的周日，我跟随父亲孙东明到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前身），第一次见到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蔡希陶先生。父亲怎么会认识蔡希陶先生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父亲早年学习过植物，所以与蔡先生有植物方面的共同爱好。我记得蔡先生当时穿一件旧西服，脸色微黑，说话带有江浙一带的口音。在他和父亲交谈中，他谈及从美国朋友处，用信封寄回美国烟叶的优良品种“大金元”，准备培育推广。当时云南的土烟称为“旱烟”，烟叶不大，味道很冲，而美烟烟叶很大，味道醇厚，蔡先生引进的美烟很快取得了成功。从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附近大量种植美烟，直至后来，烟草工业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次和蔡希陶先生见面时，我刚十二岁，最感兴趣的是蔡先生驯养的狼犬。这条狼犬名叫“丁哥”。它是蔡先生的家人、保镖和帮手。蔡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丁哥的本领。他让丁哥叼住一根棍子，丁哥就乖乖的叼住。蔡先生下令咬断，丁哥就用力把棍子咬成两节。院子里堆放着很多木箱，蔡先生指挥丁哥在木箱上跳来跳去，尽管木箱摇摇晃晃，丁哥仍然依照指令到达准确的位置。当年昆明的治安状况不好，很多人家养犬防盗，小偷常常先毒死看家狗再下手。蔡先生驯养的丁哥从来不吃别人喂给的食物。我们试探着扔一块丁哥喜欢的食物，丁哥一嗅就走开了。蔡先生把同样的食物扔给丁哥，下令“含着”丁哥把食物叼起，含在嘴里，口水直流，也不咽下，直到蔡先生下令“吃下”，丁哥才把食物吞下。简直比小孩子听话多了。那个年代，黑龙潭附近很荒凉，常有野狼出没，父亲提醒蔡先生注意安全。蔡先生说不要紧，晚上遇到歹人或野狼，丁哥会保护我。蔡先生进而介绍，有时自己出门忘带钥匙，丁哥也会跳进院子从固定的地方把钥匙叼出来。我们听了感到好惊奇。后来蔡先生又为我们做了搜寻表演。我们掏出手帕，让丁哥嗅嗅，然后跑出三四百米，把手帕藏于树下草丛中。蔡先生放开丁哥，它辨别了一下方向，顺着我们藏手帕的路径，边闻边走，几分钟功夫就把手帕叼回来了。这是警犬才具备的本领。

　　过了几天，我随父亲再去拜访蔡先生。蔡先生不在家，客厅也没有锁，我们就在客厅等候。丁哥见了我们，不喊不叫，还不停的在我们面前摇头摆尾。不一会，蔡先生回来了，我们问他出去为什么不锁门？蔡先生回答：“有丁哥在家，我不锁门，有客人来，丁哥还为我接待客人，但来人如果要往外拿什么东西，丁哥就会狂叫，咬住不放”。我们听了真为丁哥的聪明和乖巧称赞。这是蔡先生七十多年前的一个生活片段，从对丁哥的培养训练上，我们看到蔡先生对待事物认真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达最高标准，决不罢休的科学家精神和作风，有了这种精神和作风，天下还有干不好的事吗！

　　1950年，我离开昆明到北京，以后再没有听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和蔡希陶先生的音讯。1978年我偶然从人民文学上看到了徐迟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我喜出望外。从此昆明植物研究所和蔡先生又回到我的心里。此时蔡先生和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植物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就。他们徒步踏勘，论证，在西双版纳种植橡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生产天然橡胶的历史。他们创建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等。当年我周围的同志并不熟悉蔡希陶先生，我不遗余力的宣传蔡先生的事迹，并以见过蔡先生感到自豪和骄傲。

　　1990年，我在阔别家乡四十年后回到昆明，兄弟五人为父母扫墓，顺路探访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杨绍忠师傅。杨绍忠大约从1939年起就开始帮助父亲培植呵护茶花。父亲手把手教他，学会了培植茶花的技术。1951年，父亲将全部茶花捐献给植物研究所，杨绍忠就跟随这批茶花一起，转移到植物所工作，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负责为这批茶花移植、浇水、施肥、除虫……直至去世。他是这批茶花历经转移、坎坷、保护、发展历史最长见证人。当年他带领我们参观了茶花园，此时刘幼堂老先生和父亲捐献的茶花已经移栽地下。经过四十年的成长，成排成行，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得到了专业的养护和科学的管理。他专门为我们开启了灌溉设施，闸门一开，管道中喷出水柱，浇灌一大片茶花林。当时叫“人工降雨”。此时的茶花园与当年比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1995年，我有幸到西双版纳游览。我看到了大片的橡胶林正在割胶，见证了昆明植物研究所和蔡希陶先生开创的橡胶事业。我专门参观了热带植物园。我仿佛看到1959年蔡希陶先生带领植物所的先遣队，乘坐独木舟，挥动砍刀，披荆斩棘，进到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里，创建热带植物园的过程，不由得不肃然起敬。我看到了蔡先生亲手种植的龙血树，这树是制造血竭的主要原料，纠正了血竭是人血馒头的谬论，普及了科学知识。这座全国最大，占地900公顷，有上万种热带植物，集科研、观赏、旅游于一身的5A级景区的热带植物园，是昆明植物研究所和蔡希陶先生所创建的又一座丰碑。

　　2004年前后，我大哥把家传的父亲在1951年捐献全部财产的原始收据等书面材料传交给我。我仔细翻阅，其中有捐献瓦窑村花园一座的清册。这份清册在60多年的岁月中，历经坎坷，多次抄家，多次转手，有幸被保存下来。我翻阅到最后一页，捐献人是孙东明，接收人竟是蔡希陶和刘本仁。我又一次喜出望外，父亲和蔡先生竟然在同一个文件上署名盖章，共同拥有一段值得后辈回忆骄傲的往事。

　　2012年5月，我和老伴专程返昆调查父亲捐献物品的下落。昆明植物研究所王仲朗先生热情接待我们，并向研究所的领导做了汇报。父亲1951年捐献的花园中共有花木41类，2191株（盆）其中茶花1895株。此时，很多茶花的树龄已经超过70年。昆明植物所的领导对捐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认定这次捐献为植物园山茶园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谢意。我们也为昆明植物所领导尊重历史，感念故人的态度深受感动。

　　2013年1月2 日，我和老伴携儿女拜访了李德铢所长，向他赠送了为怀念父亲编写的纪念文集“迟来的怀念”并合影留念。1月28日按照植物研究所的安排，我们全家共计19人，参加了第十届昆明植物园山茶展的开幕式，并在山茶园内为孙东明种植了一棵纪念树——云南山茶“节节高”。研究所甘副所长再次对我们表示感谢和欢迎。昆明植物园孙卫邦主任主持了植树仪式，纪念树铭牌上写道“山茶报喜节节高，家国必昌代代新”。这次植树活动是我们全家的荣幸，为此，我们再次对昆明植物研究所表达真诚的感动和谢意。

　　2014年2月，我和老伴又一次专程从北京飞回昆明，到山茶园观赏终生结缘，十分喜爱的茶花。这是我们连续三年为了茶花返回昆明。我特别带上孙女，要把我家与茶花的情缘传下去。王仲朗先生又热情接待，全程陪同。

　　2016年1月，昆明植物研究所山茶园邀请我参加第十三届山茶展，无奈家有病人，我只能写短文“繁华似锦，铭记终生”拟七绝“千株万树花竟开，姹紫嫣红报春来，枝繁叶茂近百载，故人已去山茶在”。表示祝贺。

　　2017年8月，昆明植物研究所为纪念成立八十周年做准备，王仲朗、冯宝钧和张全星三人专程到北京来采访我。我们共同“口述历史”，探寻父亲从1930年前后居住明永历帝殉国的金蟾寺时，受院内茶花“松子鳞”的启迪，起步培育种植茶花。抗日烽火中搬迁至瓦窑村，继续培育、发展茶花。解放后将全部花卉捐献给昆明植物研究所，成为建立山茶园的基础之一的经历。他们向我介绍了这些茶花在研究所的坎坷历程。我们共同延伸了山茶园的历史记录，丰富其人文内涵。

　　我从十二、三岁的童年见到蔡希陶先生，到2017年已是85岁耄耋之年，与王仲朗先生等共同口述历史，历经72年。在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我始终怀着对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怀念、崇敬和祝福之情。今天的植物园为昆明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如此绚丽的景观和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已经把中国的茶花事业推向世界，建成了世界杰出茶花园。

　　植物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丰厚的礼物，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生命体。植物研究是与地球同生共死的事业，地球存在一天，人类对植物的研究就没有终止的一天，所以说植物研究是万古常青的事业。我祝愿昆明植物研究所，根深叶茂，果实累累，服务全国，享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