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长任期正好与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和II期阶段创新试点的时间吻合。在昆明植物所发展壮大的八十年里，这段历程并不算长，但却是难以遗忘的一页。说来也巧，我们这一辈人由于生长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科研学术领域并不算完整的一代人，但历史却赋予了我们在昆明植物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要担当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其表现形式就是“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实施。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值新老交替、面临跨世纪的转折时期，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第一批试点单位，经过启动阶段和II期创新试点阶段的实施，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在跨世纪之际的学科凝练、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也为后来的III期全面推进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所各项科研工作的立足点是植物资源，以吴征镒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经过四十年的艰辛努力，在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民族植物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自身研究特色和优势。在“知识创新工程”启动之初，我们领导班子对研究所的研究定位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和理解。记得当时院党组提出了国家发展战略、学科领域前沿、自身研究特色的“三要素”的发展策略，即三要素可以视为三个环，三环相互重叠是最理想的定位，如果只有两环相交，如国家发展战略与学科前沿、或国家发展战略与自身特色、或学科前沿与自身特色，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个研究所的定位只具备一个要素，尤其是只具备自身特色一个要素，则是不可取的，这样的研究所是要被淘汰的！这一原则对于我们震动很大。“知识创新工程”启动的首要问题就是学科凝练，经过领导班子和全所职工的反复研讨，确定了具备上述三要素的“植物资源和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作为我所的研究定位，并进行了优势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学科新的生长点部署，完成了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论证与验收、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的论证与批准；启动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丽江高山植物园的共建、云南花卉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的共建等一批影响我所长远发展格局的项目。

　　世纪交替之际也是我所科技队伍处于代际转移的关键时期，与其他研究所一样，科研队伍尤其是学术带头人存在较严重的“断层现象”。基于我所年轻学者“资历”和“能力”不对称、不匹配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填补这种人才断层的鸿沟？通过“知识创新工程”启动阶段人事制度的改革，领导班子达成共识，在充分发挥老一代科学家在学科领域中的领头作用的同时，坚定不移花大气力抓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将职称评定向年轻人倾斜，逐步实现了研究员队伍的年轻化、高学历化、多学科化，使研究所的科研人才队伍顺利实现了代际转移。回想起来，当初没有老领导、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帮助，是很难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的。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另一个新举措是在全所范围内科研、管理、支撑系统第一次实施了“按需设岗、按岗聘用、分级管理、竞争上岗”的用人机制以及考核和动态管理的模式；制定和实施了岗位津贴和绩效奖励工资制、科研成果奖励制、管理和支撑系统的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与一线科研绩效挂钩的办法，提高了科研、管理、支撑三大系统有机联系，促进了研究所出人才、出成果的极大热情和氛围。这在今天已经形成了常态化和制度化，而在当时，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理念中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由于传统观念的转变需要有磨合期，加上我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有待调整和完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好在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在矛盾中寻求解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给我所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在国家和省级重要奖项、专著出版、SCI学术论文、新药创制、花卉新品种等科研成果方面有了极大改观。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抓住机会实施研究所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扩建，涵盖了我所实验楼、植物园、办公楼、标本馆、图书馆、客座公寓、后勤服务中心等，也是我所“知识创新工程”实施的亮点之一。借昆明植物所八十诞辰之际，我要向在此期间同舟共济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以及研究所广大职工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表达我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