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语见《枚乘 . 七发》 ，文载《昭明文选》 。

　　我曾以此八字为吴老征镒九秩华诞祝寿，文载《科学时报，2006年7月13日》 。

　　昆明植物研究所从1938年筹建，几易其名，时小时大，时大时小。本文统称昆植。

　　我1958年中秋前来昆植报到，睡在茶花园原云南农林植物所办公室地铺。外墙上有龚自知授意题写的“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石碑。对此八个字没有考证，后此石碑在文革中不见，大概是“四旧”被扫除了。文革后，吴老常讲此八字，但未说典出何处。北京植物所原所长韩兴国考证了出处，我请他们转告吴老，是吴老早知道，还是韩兴国转告吴老后才知道，我没有问，反正我以前不知道。

　　现所球场旁吴老写了此八字，近来办公大楼前又有立了有此八字的石碑，石碑后记中说此八字出自胡步曾主张。我个人意见，没有可能。我想大多数昆植人都不知道胡步曾是谁。胡步曾是胡先骕的字，他曾当过昆植前身云南农林植物所所长十年有余，可以说没有他与龚自知合作就没有昆植的前身，也就没有今天黑龙潭的昆植，也就没有一大批老植物学家来昆进行植物采集和研究。人不能忘本，科学家是人，能忘本吗？

　　有两本介绍胡先骕的书：一本是薛攀皋写的《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书中有两篇介绍胡先骕的文章，我建议大家看此二文，总共有14页。另一篇是胡宗刚写的《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全书约16万字，值得一看！

　　胡先骕博士（1894—1968）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植物学奠基者之一。他不仅在植物分类，在经济植物、植物园建设（庐山）、古生物学、静生生物所创建（与秉志合作）、云南农林植物所筹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其一生著作近20部，论文140余篇。同时他还是古文、古诗词大家，像他这么好的古文功底，今日之中国读文科的学生可能也不多。以1962年胡著《水杉歌》长诗而言，当时未加标点，恐怕没有几人能读懂，反正我是读不懂。秉志建议寄陈毅副总理，经陈毅推荐，交《人民日报》1962年2月17日发表，若非如此，我想没有哪家报刊愿登。

　　我不想介绍胡的门生故旧时对他的评价和学术成就，我仅介绍毛主席的评价和周总理对胡的看法和处理。

　　1956年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介绍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谈到对不久前批判胡先骕一事（可参看薛著），毛主席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另一位与会者插话“胡先骕批判李森科是对的，后来苏联也批李森科。”毛主席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陆答：“不是，没有给。（那时是聘任制）”毛主席又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周恩来总理随即于1956年5月1日找科学院负责人强调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应该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家都要这样。”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胡老家中代表有关方面向胡老道歉。

　　阴差阳错，胡到死也只是中研院院士，而与中科院学部委员无缘。

　　我还想补充的是，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将军举行餐会，邀请在北平的学者名流徐悲鸿、胡先骕等20余人参加。胡与参会人士劝傅作义采取和平解放。此点应该肯定。

　　1959年初，科学院裴丽生秘书长主持召开了植物学工作会议，蔡希陶和浦代英带我参加。会议讨论的一个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知道这是一个以粮食放卫星的大错特错的夸大数字为前提的伪命题。）大家的意见是搞大地园林化，真可笑，提出了一个现在才大搞的任务。会议进行中，有一老人直上主席台，台上人人抢着让座。此人是谁！他就是胡先骕！他坐下就讲，我记着表扬了蔡希陶。我一生只见过胡老这一次。上面写的都是抄别人的，抄错了我负责。文革中胡老被批斗、抄家达六七次，不忍再写其惨状，1968年7月18日被迫害致死。

　　吴老征镒的成就除《科学时报》我写的那篇文章外，还应吕春朝邀请写过一些，本文就不再写了。我想着重新介绍蔡老希陶的事，在他逝世10周年时，我在纪念他逝世10周年文集中写过一篇，没有多少人看过。他常说“他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的确如此。现在黑龙潭昆植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

　　蔡希陶（1911年4月10日—1981年3月9日），字侃如，出生于浙江东阳蔡家村，蔡家是名门旺族。父亲留日学医，归国业医。大姐蔡葵在金陵女大毕业后，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后与中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结婚。蔡希陶两岁时随家迁杭州，他在杭读小学和中学。1929-1930年入上海光华大学物理系，不到两年离光华到北平私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在胡先骕先生领导下工作。1932年2月，蔡老赴滇考察，胡老在给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信中请求保护蔡希陶率领的滇生物调查团。蔡在宜宾找到连父母姓名也不知道的邱炳云，在凉山时，还和彝族统领喝过鸡血酒。平安到昆后，蔡曾致信当时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信全文保存于浙江东阳文史资料 ·蔡希陶史料专辑）。

　　1938年5月，蔡老根据胡老与龚自知书信联系妥当的情况，就合作建云南农林植物所一事拜访龚。龚让蔡老选址，蔡选定黑龙潭。此时是抗战初期，胡老和私立静生生物所仍能在北平勉强生存。当他知道与云南合作有希望时，胡老秘密来昆签订合同，自任所长，旋即回北平。

　　1940年1月25日，省教育所拨款2 万余元筹划建造的农林植物所办公室竣工，墙上镶了有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八字的大理石碑，石碑不大，我58年到所时见过此碑，估计约70×40 公分。近查“原本山川”别人也用过，光绪十一年六月合肥张绍棠为重刻《本草纲目》作序时就用过。龚出了那么多钱，文化也高，是有权题字的，何况1940年，胡老不在昆明。

　　蔡老的创业精神和业绩，是我见过的科学家中本事最大的人物之一。抗日时的农林所那栋办公室旁还有烤烟房和周总理参观过的小温室，可惜现已不在。现在一进昆植所就可见有三幢大楼：所办、当时植化和后来的生理楼，这些都是蔡老要钱盖的，门口的五棵大龙柏也是蔡老带人栽的。西双版纳勐仑植物园从选址到建楼、建园，蔡老有头功。可以这样说，昆植能有今天，勐仑植物园能有今天，要是没有当初的实验室、办公室和住所，谁还愿意来，又怎能由小变大。蔡老一心为公，但家庭和个人生活却十分清贫。他和夫人向仲曾在昆明福照街开过鹦鹉店。我去城里如意巷蔡老家几次，见过向老师，鹦鹉店我未见。向仲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教授的妹妹，向达在西南联大时著《蛮书校注》，顺便指出《蛮书》作者樊绰（唐）未来过云南。樊在863撰写了“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仅比《茶经》作者陆羽（733—780年）晚80年。

　　为了维持农林所，蔡老还饲养过骡马为人驮运，赚点小钱。他亲自告诉我，他让邱炳云等几位工人种蔬菜，种反季菜。他带邱等挑着菜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卖菜。蔡会讲英文，能卖个好价钱。蔡老创业的成就，我认为在同时代人中是不多的。

　　蔡希陶1956年10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就以他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勇气和魄力延揽了各个级别的人才。他和彭加木同志到昆明师范学院请了留美的错划为右派的蔡宪元到由蔡老兼任组长的资源化学组工作，主要从事樟油等芳香植物化学研究（用化学方法，与现在完全不同）。我58年到所后，也认为蔡宪元是一件冤案，他的大儿子是中共党员（后为昆工校长），大儿媳和女儿也是党员，小儿子是团员，他为什么要反党？我和他关系好，因为他很早就脱帽，文革中包庇右派成了我的一个罪名。他文革后期逝世，处理后事所里让我操办，开追悼会，我还为当时革委会主任写了一篇通俗悼词，并被他宣读，我算是积了点德。

　　1958年秋，蔡老还招收一批因家庭出生不好，但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到我所工作，我所在的资化组就有5 人，全所约有十余人，另外还从云南农大吸收了仅读两年就算大学毕业的学生。可能有六、七人，至于应届大学生，1957年至1958年有十余人。研究所一下子有90余人。

　　蔡老除了盖房、引人，他本人在科学研究上做了什么？有人介绍了，在他逝世10周年还有一本纪念文集，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写了不少，我也写了一篇，文集中也登了他发表的科研论文，大家有空不妨一读。

　　我这里补充两件事，一是引种美国费吉尼亚烤烟大金元（Mammoth-Goia）种子。众所周知，云南种鸦片很多也很有名，国内称“云土”。当时云南政府想引进优良烤烟代替鸦片种植，烟草良种多次引种，却以失败告终，后由与胡老齐名的陈焕镛先生寄来种子，时为1945年。

　　1975年，我在弥勒进行中草药调查，有幸认识当时玉溪烟科所顾问杨隆兴老先生。他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他们认为云南种烤烟有前景。但品种不好，于是成立云南烟草推广委员会，这也迎合当时政府要求。杨隆兴任总干事，蔡希陶任干事，因为烟草推广是空架子，没有土地，而蔡在黑龙潭有土地，故由蔡试种并取得成功。地不够，蔡老还在所对面落索坡租地种。文革前，邱炳云告诉我，当时江川农民用小推车推着大米来换一小袋烟种。云南烟草产业有今天，蔡老等有头功。

　　第二件事，蔡希陶按云南农林所通知，于1951年2月28日，代表中科院植物所昆明工作站接收到刘幼堂捐献的瓦窑村地产及植物园（主要收集的是各种云南山茶花品种）。因为那时刘成分高，此事需要呈报中科院批准，据知吴老征镒帮了忙。我所云南山茶花有这样多品种，国人之幸，蔡、吴、刘有功。

　　这里我还想介绍，蔡老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早期会员，他写过短篇小说和散文，《蔡希陶纪念文集》收录五篇。他的文学才能据说得到鲁迅赞同。一次，陈望道请鲁迅吃饭，蔡希陶在场，夸几句符合常理。蔡老的文学爱好还带来“文祸”。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以上完全照抄201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下册）。该书在此段文字下有小注：“吴晗是北京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吴晗在毛泽东讲话后，在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海瑞的文章。后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之约，于1960年底写成海瑞的剧本。该剧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以区别其他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演”。1965年，上海的一个打手姚文元，按照担任毛泽东秘书江青的一手策划，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下了结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罢官”二字正是吴晗接受别人意见加上的，此别人就是吴晗的小同乡蔡希陶。大字报铺天盖地，都是吴晗画龙，蔡希陶点睛。当时，吴晗邀请蔡吃饭，蔡写信给吴晗和吴晗夫人袁震的信都不是秘密了，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对这一冤案，我不忍再写了。批判《海瑞罢官》是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此 “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党和人民从中吸取了教训，下定决心改革开放。纪念蔡老的文章很多，我觉得还要写吴晗传，可能已有，我不知道。

　　蔡老夫人向仲早逝，后续娶我所分类室黄蜀琼女士。黄蜀琼善诗词，现选半首。悼希陶（调寄江城子）：“忽邀撰稿纪平生，梦难成，泪长倾。泉下能知，应惑身后名。且喜新植成绿海，当睡稳，慰天灵。”

　　我1958年中秋前夕来昆植，至今已近六十年。当年在所里工作的老一辈都走了，同辈的大半也走了，比我年轻的走的也不少。我也是久病延年，说走就走的人。时代剧变，越变越新，人世沧桑，新胜于旧。来所近六十年，七扣八扣，例如文革、四清、非业务性出差，加上六七十年代过多的政治学习占去很多时间，我做行政、科研，估计也就是四十二、三年。光阴飞逝，徒呼奈何。

　　行政工作，主要有三：

　　当年，我向科学院要过两次钱。一次要钱，买了蒜村130亩地，就是现在的木兰园和原来的花卉工厂，厂现已盖实验楼和办公楼。还要钱盖了宿舍大楼和老招待所，我未做具体工作，实际工作都是王守正高工做的。

　　1963年初所里开了一次所务扩大会议，那时吴和蔡在治所方针上有小的分歧，吴主张半秆子，即一项任务，我所只做我所相关学科能做的研究，蔡主张一秆子，一项任务全所各学科都上，做到试选推广。所领导的另两位，晋绍武是书记，按规是班长，浦代英是主管行政副所长，都是老红军，他们也有分歧，我和每位领导关系都可以，就指定我为会议秘书，我又请武素功和杨崇仁作记录，我则居中协调。吴作了“三个战场，八大兵种”的口头发言，蔡作了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的发言，会议开得热烈，讨论也很自由，会议开了十来天。我用了一天一晚的时间写成了会议纪要，所领导一致通过，由吴老宣读，文革中此“纪要”从所档案中取出，造反派说是办所的“黑纲领”，批斗中吴老承担了责任，他说“纪要不是我写的，但我是同意的，纪要是我宣读的，我负责”。我起草的纪要是这样写的：“我所要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形成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艳，万紫千红的局面”。植化室造反派批斗我，我说我不是写了要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吗！批判者说，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自问没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本领。

　　1989年4月6日，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传来一些错误消息，于是我召集青年人开会，我说上街不行，其他均可以。他们说去澄江，我问要多少钱，他们说500元，我说不够，带1000元。我随即用电话请澄江县领导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青年们玩得高兴，吃得高兴，就这样过了那年的五四。五四后，5月8日，我由北京转赴中科院青岛疗养院，享受平生唯一的一次疗养，从电视中知道一些北京现象，内情不知。5月28日我由青飞沪，再转南京，和时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尹宗靖交换看法，6月1日由南京飞昆，在家休息两天，实际未休息，了解所情。6月5日，我去所部召集中层干部宣布6条纪律，主要是从即日起不准再参加社会上任何活动，所内对外面传来的“宣传品”要一撕二堵，因为个别文革受害的人，在“宣传品”上写了一些我认为不好的话，以撕去为好，个别人也讲了我认为不该讲的话。我召开了一次全所青年大会，我作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口头发言，大意是以我参加过学习运动的经历，说我是过来人，经历过风风雨雨，而你们可要警惕啊！我只是保护了青年，因为我知道保护和教育青年是我党的一贯方针。

　　关于科研工作，从大的方面看我做了三件事，首先是为研究所创造了科研条件，当时还是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和李楠（时任我所物资处长，现离休回广东）通过一个姓阴的同志向革委会生产组组长要外汇买了一台Bruker FT-90 带傅里叶变换的核磁共振仪，当时是全国两台之一。此台得到了老首长省革委会文卫组副组长刘希玲的大力支持，阴同志的名字是一个不该忘而又忘记的名字。后来方毅副总理来所我向他要了一台色质联用仪。

　　其次，是我国较早可能也是我院最早进行了国际合作。先是日本大鹏药厂合作，因为我和北京中科院生物局宋振能通电话，得到授权。我所派孙汉董、杨崇仁去德岛和广岛两所大学读学位，大鹏出钱。后来，和日本涌永药厂，特别是和日本山之内药厂合作，我所得到了几百万美元，买了更先进的仪器，如大型质谱、先进红外仪。日本津村药厂和德国拜耳药厂的合作也是成功的，通过合作培养了植化室骨干，实验条件得到大大改善，我个人的作用仅是开了头。

　　再次，植化室由院开放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也起到了点作用。

　　我做的科研工作，主要有植物化学类：如山毛榉科（现名壳斗科）, 人参属等在基础和应用上都有意义，贾良智和我共同主编《中国油脂植物》，在天然药物方面搞了四个药，如人工合成天麻素，血塞通（我和伍明珠仅做了三七根的化学工作），宫血宁（陈昌祥化学工作），秋水仙碱（国产资源及化学），发表论文三百多篇。我多次声明，我的科研工作都不是我一个人做的，现再次声明一次。

　　我年已八十有六了，写东西很吃力，幸逢八十所庆，书此致贺。漫漫修长路，求索无尽时。国逢新时代，所庆八十载，龙潭群星灿，宝山万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