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四川西南部的枯鲁山区采到一份杜鹃标本，但未命名。直到1953年，该标本被作为粘毛杜鹃（Rhododendron glischrum Balf. F. et W. W. Smith）的变种（R. glischrum var. adenosum Cowan et Davidian）发表；后于1978年被提升为种，因R. kuluense D. F. Chamb. 晚于R. adenosum (Cowan & Davidian) Davidian约2天，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圣路易斯版）的优先律原则，R. adenosum为合法名称，中文名为枯鲁杜鹃（Flora of China，2005）。 

　　在2013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和覃海宁等（2017）发表的《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里，枯鲁杜鹃均被评估为野外灭绝（EW）。自1929年以后，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仅有2008年采自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螺髻山的“疑似枯鲁杜鹃”（Rhododendron aff. adenosum）标本记录。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项目（2019QZKK0502）和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2017YF100100）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团队的马永鹏、刘德团、姚刚等，对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螺髻山、木里县的枯鲁山区（该种模式标本采集地）展开了调查。在螺髻山的调查过程中，科研人员发现该疑似种与枯鲁杜鹃至少在毛被、花色、花形方面有明显区别，遂判断该疑似种并非枯鲁杜鹃。木里县的枯鲁山区在地图上已经不存在了，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在《中国黄教喇嘛的木里王国（插图版）》中找到了相关记载，“kulu”意指木里县的“康坞”，而木里县唯一保留“康坞”关键词的只有明神宗年间建造的康坞大寺（文革时期已毁，现存为重建），基于此考察队对康坞大寺周围的山区开展了为期2天的调查，就在大家觉得此次调查无望且快要下山时，发现了一株花团锦簇的杜鹃，经与模式标本比对、中国植物志核对，确认为枯鲁杜鹃。这让考察队员们浑身的疲惫与饥饿感瞬间全无。目前仅发现一株。 

　　此次野外科学考察改写了枯鲁杜鹃“野外灭绝”的历史。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地毯式”系统调查，彻底摸清该种的资源本底，同时开展“抢救性保护”和系统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