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包括哪些内容？ 

　　孙卫邦：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中国提出的新概念，旨在拯救保护我国最受威胁的植物种类。它强调优先性，是需要优先保护的类群；强调紧迫性，是亟需开展保护的类群；强调抢救性，重在实施抢救性保护行动；强调种群层面，基于有效群体大小、最小可存活种群等保护生物学理论；强调人为干扰，这些物种不包括自然稀有种；定量提出了纳入抢救性保护物种的种群大小的指导性标准，即物种成熟个体数应小于5000株和每个种群成熟个体数不超过500株，重点是成熟个体数少于1000株，特别是个体数不超过100株的种类。此外，只有一个种群的植物种类，无论其成熟个体数量多少，都应纳入优先拯救保护。 

　　文汇报：有观点认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是珍稀濒危植物或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只是为设立新的保护项目而提出的重复概念,没有实质意义。那么，在我国，已存在重点保护、珍稀濒危名录、红色名录等多个物种保护概念之时，还有必要推广“极小种群”新概念吗？ 

　　孙卫邦：坦率地说，尽管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已全面实施，但依然有争论和质疑。未来，争论或许仍将继续。 

　　但我认为，探索“极小种群”保护是极其必要的。弄清哪些植物种类受威胁最严重、最亟需优先开展保护，并通俗易懂地传达给政府部门和当地群众是物种保护的关键之一。原先的评价方法较多体现在定性描述保护植物的濒危或保护等级，已有的量化评估指标过于复杂，难于明确给出一个保护优先次序。同时，以往的保护项目往往以物种为单位，忽略构成物种的每个种群的健康。“极小种群”保护理念从资源管理转向种群管理，这也促使了保护对策的改进：从资源调查到种群分析评估、以及建设保护小区或保护点的就地保护，人工繁育基础上的近地保护、迁地保护、种群增强、回归与种群恢复重建等。 

　　可以看出，“极小种群”概念的提出并未否定以往的珍稀濒危植物和重点保护植物，而是在量化评估的基础上，用较为简单明确的方式对亟待拯救保护的野生植物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它改变了传统以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为主的物种保护模式，促进了科学研究和保护实践的融合，种群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保护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文汇报：这项工作有何重要意义？ 

　　孙卫邦：一个物种就是一个基因库，极小种群物种同样是自然宝库中闪亮的珍珠，也是人类宝贵的资源。 

　　现实意义上看，许多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具有药用、食用、保健、材用、工业原料、观赏等价值，从观赏价值高的杏黄兜兰，到有药用潜力的蒜头果，再到可用于柑橘育种的富民枳，不少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发挥生态价值的同时，还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可供挖掘。 

　　而一些种类还在生物演化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种类的基因资源犹如潜在的“绿色金矿”，未来将会被人类不断发掘利用。所以说，拯救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是保护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生物资源。因此，保护“极小种群”有助于延缓物种灭绝，维护生态平衡，保存资源，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汇报：我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取得了哪些进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孙卫邦：从理念到行动，从地方到全国，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各界的充分认可，国家及各省（市、区）均颁布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规划和行动措施，各部门还制定了新的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这些亟需拯救的物种，保护行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与此同时，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概念的理论化、国际化、保护研究与实践不断发展，得到了国际植物保护生物领域的广泛关注，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处于世界引领水平，其基本理论、保护模式和实践经验已被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伊拉克等应用于其本土植物的保护。 

　　但依然有四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以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保护生物学是处理危机的学科，不能等理论成熟再开展物种保护行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提出后，我们在前进中不停地修正方向，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对理论进行不断创新；其次，不仅要有规划，还要扎扎实实地做事，打造几个“极小种群”保护成功的样板，使其成为人人关爱的“明星物种”，并带动其他物种的保护；再次，加强相关人才和团队的培养，从动态更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名录、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迁地保护和重新引入（回归）、建立自然保护小区，到开展长期监测、保护效果评估、保护适应性管理、研究和管理中数据化和智能化等措施，都需要“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就做下去”的人才；最后，要让基础研究走向深入，通过全基因组解析，发掘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功能基因资源，从利用的角度进一步促进物种保护，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利用的链条，实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体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