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潭往事：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30年代初期，云南边陲瘴气弥漫、人迹罕至的山地林间零零星星出现了一些形迹奇特的人。他们穿胶鞋，打绑腿，戴草帽，握着木棍拨打草丛，手持放大镜仔细查探，剪下枝叶花果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标本夹里。 

　　这些当地人口中的“采花人”，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中国植物学开路先锋，一群试图揭开“植物王国”面纱的人。 

　　“游动的鲁滨逊” 

　　1932年，在位于北平西安门内文津街3号的私立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里，21岁的蔡希陶接到任务：率队赴云南采集标本。 

　　彼时静生所虽然刚刚成立四年，但已是近代中国生物学研究的龙头机构之一，全所分为动、植物两部，动物部由秉志主持，植物部由胡先骕主持。受经费限制，静生所罗致的人才名望不高，但都年轻有为。蔡希陶并非科班出身，大学辍学后通过其姐夫、中共早期党员陈望道介绍进入静生所。 

 

1932年，在云南怒江考察的蔡希陶（左）。本文图/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约在1930年，胡先骕即筹划与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合作，开展对云南省的大规模植物调查采集活动，1932年正式启动这一长达14年的基础工程。采集的标本每号10份，有半数要归入阿诺德植物园标本室，而该园未派一人来滇工作。 

　　那时云南是个闭关自守的独立王国，恶性疟疾猖獗，民间有“要过潞江坝，先把老婆嫁”的说法（意即去了就回不来），因此内地人很多都视云南为畏途，更不要说去少数民族聚居区。蔡希陶登报招聘，录取了四名成绩优异者，但他们得知要到云南工作就全部告退。他只好另约了两三个年轻学生一起出发，结果一人不辞而别，另一人也借故折回。 

　　蔡希陶在四川宜宾码头遇到挑夫邱炳云，对方开始也不愿意，但几天没找到活儿，总算在蔡希陶的一再劝说和优厚的待遇下接受了。邱炳云后来一直在蔡希陶指导下学文化，也成了一名植物采集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元老之一，全所人都称其“邱大爹”。这是后话了。 

　　当时云南尚无一条通省外的公路，蔡希陶和邱炳云自宜宾徒步经盐津到昭通，沿金沙江徒步到达云南，又向西折到大凉山，再从大凉山南下云南，直至中越边境的河口、屏边。 

　　采集路上危险不断，熊豹足迹比比皆是。蔡希陶淋雨后发高烧，被捆在简易担架上背下山。行至昭通，在地质学家赵亚曾被土匪杀害处，蔡希陶顿觉人类生命之渺小脆弱。 

　　那时凉山地区是农奴制社会，有人专门贩卖汉人“娃子”，抓住在逃的就钉上脚板防止再逃，令汉族人谈虎色变。蔡希陶和邱炳云冒着生命危险在天鸡街与黑彝奴隶主交结，大碗赌酒，喝牛血结盟拜把，才渡过这一关。 

　　蔡希陶到云南后，做了三年“游动的鲁滨逊”和“采花委员”，每天游走在深山密林之中，足迹遍及三迤大地。 

　　为安全起见，他一般会随马帮而行。那时从下关到昆明山路崎岖，关隘重重，经常发生抢劫，但可观的脚价常常诱使贫困的赶马人铤而走险。 

　　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的官厅镇到90里外的凹子，只有极其难走的“江坡单边路”（即山坡悬崖上开辟的羊肠小道），骑马也要十二分注意，一不小心撞到树枝岩石就有可能掉到万仞深壑里去。蔡希陶一行不敢骑马，自清晨六时启程，下午七时才到。 

　　蔡希陶早已听说“车佛南”（“车”指车里，今之景洪，“佛”指佛海，今之勐海，“南”指南桥，属勐海县，“车佛南”泛指西双版纳）物产富饶，地广人稀，是个种一年吃三年的大粮仓，行至此发现名副其实，可称植物王国之冠。 

　　1933年5月他致函胡先骕：“山谷中木本植物丛生，竟着美丽之花果，生每日采集时，回顾四周，美不胜收，手忙足乱，大有小儿入糖果铺时之神情。预计今岁总可获六千号左右也。” 

　　蔡希陶对少数民族的人情风俗、云南的虎豹野兽、当地体型矮小但擅长走江边羊肠小道的毛驴以及这里特有的马帮生活都很感兴趣。雾蒙蒙的雨、铅色的云、绿色的秧苗、人们栽秧时的唱调子对歌、在泥泞中跋涉、马帮出发时庞大而井然的场面，都被爱好文学的他写入小说里。 

　　从1933年到1937年，他风餐露宿，跑遍了云南，北自巧家、昭通，南至西双版纳，东自文山、屏边，西达保山、腾冲，先后在乌蒙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大围山、老君山、金平分水老岭、芒市、龙陵等地做了大规模采集调查，共采集标本12000余号（每号采10份），成果斐然。 

　　1935年至1937年，王启无率领静生所第二支考察队伍来滇采集。他的采集范围广泛，除高等植物外，地衣、真菌、蕨类无一不采，还采集木材标本。他曾在途中感染恶性疟疾，每天服用金鸡纳霜，才幸免于难。 

　　1937年1月，静生所接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委托，代为采集云南高山植物种子。领队俞德浚一行五人到丽江后分成三组，分别前往木里、中甸、阿墩子进行植物采集。 

　　第二年，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又出资400英镑，与静生所继续合作，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也出资600美元加入，仍由俞德浚率队，规模更大。 

　　俞德浚一行雇请了26名背夫运输粮食，计划六七日翻越高黎贡山抵达独龙江，但途中遇雨，冻死了五位背夫。两位向导中的一人不辞而别，所幸另一位向导、乡长之子孔志清不离不弃。 

　　孔志清是独龙族里第一位小学毕业生，品性坚毅，白天带领先遣队翻雪山、过峭壁，晚上帮忙烘干标本纸，并积极学习汉语。采集工作结束后，俞德浚安排他到大理政治学校学习，还给予经济资助。新中国成立后，孔志清成为贡山县首位独龙族县长，1960年代他作为独龙族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俞德浚不期而遇。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这期间，中国各植物学研究所几乎都派员来云南采集，如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吴中伦与中央大学的陈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蒋英、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冯国楣、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刘慎谔等。其中，陈谋是首位在采集途中牺牲的植物学家。年轻的植物学家们在云南共采得新植物1800多种，来自静生所、有“四大采集家”之称的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冯国楣贡献了其中的1400多种。 

　　“桃源仙境” 

　　1937年7月，北平沦陷，胡先骕计划在昆明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分支机构。他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一拍即合，双方决定合作建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 

　　胡先骕派蔡希陶入滇，负责筹备工作。蔡希陶经多番考察，认为黑龙潭是最适宜建所的地方。 

　　黑龙潭位于昆明北郊龙泉山下，源出两泉而分南北两潭，南潭深邃清碧，北潭浅而浑浊，两水相连却不相混，清浊分明，蔚为奇观。潭边建有黑龙宫。民国年间，黑龙潭改为龙泉公园，以深潭碧水、唐梅宋柏、元茶明杉、旧观古墓和楹联碑刻闻名于世。 

　　1938年7月，黑龙宫门口正式挂出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招牌。所长由静生所所长胡先骕兼任，从英国进修回国的汪发缵担任副所长。 

 

1938年，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黑龙宫。 

　　汪发缵来所主持后，请求云南省教育厅拨款两万元，又向其他机构请款一万多元，在黑龙潭附近购置了苗圃及庭园用地，新建起了办公室和陈列室。新建筑只有200多平方米，黑龙宫也仍旧使用。 

　　新所址落成，汪发缵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丛刊》1941年第一卷第一期上撰文《本所之回顾与前瞻》，文中写道：“黑龙潭外，溪流一碧，短垣半规，芊草绿褥，翠柏翁翳，广厦翼然其间，景物幽然，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所址也。” 

　　蔡希陶本拟在筹办后即回北平，因战争期间“道阻未能北返”，就留在农林所担任标本管理员，兼任龙泉公园经理。在云南采集的俞德浚等结束考察后也加入了农林所。 

　　张英伯、王启无等从北平静生所来到昆明。刚来时农林所还在筹备阶段，大家都住在黑龙潭的庙里。张英伯和王启无两个单身汉同住在大神殿中，每人行军床一张，共用马灯一盏。白天老道念经，他们打字，伙食自办，粗茶淡饭，但那样的岁月还能进行科研，大家都很满足。 

　　不久，张英伯的未婚妻钟舒文从北平辗转来到昆明。农林所为这对新婚夫妇准备了山半坡庙里一间厢房，非常幽静。房前一丛松林，山坡一片野生秋海棠，坡下一潭泉水，院内有大树茶花，紫薇盛开，如同天上人间。 

　　静生所所属的江西庐山森林植物园人员也西迁来昆明，加入农林所。副主任陈封怀是陈寅恪的侄子，在英国留学时所学专业是报春分类，俞德浚的采集中仅报春一属就有植物标本400号、种子标本130号。陈封怀经过研究，写出了《云南西北部及其临近之报春研究》和《报春种子之研究》，称俞德浚的采集为“吾国报春采集中之最卓著者”。他在这批标本中发现了新种三种、新变种三种，并将其中一新种命名为“俞氏报春”。 

　　王启无与陈封怀的妻子张梦庄是清华同学，那时陈家住黑龙潭上观，他住下观，日日相见。王启无1945年去美国深造，后定居美国，1973年曾撰文纪念张梦庄，并回忆起黑龙潭的生活。他写道，上观为汉之黑水祠，古木森森，正庭花木亦盛。张梦庄画有一幅唐梅图，胡先骕还为之题诗。那时陈家有一个极活泼的小男孩，常常嬉戏于泉林深处。“现在想来，在战乱扰攘之中，实是桃源仙境也。” 

　　1939年，王启无发表了重要论文《云南植物组合之研究》。云南海拔高度悬殊，气候各异，植物分布因之有较大差异。他根据在云南实地考察的结果，把云南植物群落分为14种类型，即极地植物、高山草原、高山灌丛、杜鹃林、柏树林、冷杉林、桦槭混交林、苔藓沼泽、松林、橡树林、湖泽植物、河谷植物、热带雨林等。 

　　王启无还进行了云南松地理种源实验，以验证地缘因子和立地条件对其生长的作用。他从小哨移来10株地盘松，植于黑龙潭植物园内。1979年他从美国来昆明访问，查看其手植松，有6株已长成参天大树了。 

　　所长胡先骕和第二任副所长郑万均是云南植物分类研究权威。他们合作研究云南的木本植物，新发现了很多植物新种，如云南七叶树、云南紫荆、王氏短叶松、俞氏冷杉、求江枳椇。 

　　经过几年的积累，仅十几人的农林所俨然已发展成名副其实的研究所，不但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疏散而来的科学家，还建立了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展览室和图书馆，陈列着他们出生入死采集来的几万号标本。那时农林所财政困难，但仍派出王启无、刘瑛、冯国楣、张英伯等人到滇东南、景东、滇西北、乌蒙山等地采集标本。 

　　一时间，黑龙潭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活动中心。时任西南联大生物学系助教的吴征镒回忆，每当带学生野外实习时，黑龙潭农林植物所是必到之处，有时又是天然歇脚地和归宿。 

　　大普吉 

　　除黑龙潭外，西南联大也是植物学研究重镇。 

　　1938年时西南联大生物学系经费较多，且助教充足，著名教授李继侗、吴蕴珍、张景钺等几乎每周都带学生去采集标本。 

　　8月初，张景钺和吴韫珍教授带领一个六人的“综合考察队”，赴大理苍山和宾川鸡足山采集。尽管路途艰苦，整个小团队却甘之如饴。 

　　吴征镒回忆，苍山中和峰上的洗马塘是一个冰川湖，寒澈见底，杜鹃灌丛繁花似锦，冷杉林苍翠欲滴，令人心旷神怡。 

　　在鸡足山，他们在金顶下的宝塔底层住了一星期，那里即使在盛夏也寒气逼人。一星期中，吴韫珍不断解剖观察他每天采来的新鲜花草。周家炽和姚荷生一面画水彩图，一面烤蘑菇，香气扑鼻。杨承元张罗伙食，照相，整理记录他采集的各种苔藓。吴征镒采来各种野凤仙花，画解剖图。 

 

吴征镒（左七）率队赴哀牢山选址。 

　　让吴征镒终身难忘的是亲身领会了张景钺老师的治学态度和为人风度。张景钺不管在什么境况下总是和颜悦色，说话轻言细语，制作一小瓶一小瓶的固定材料时一丝不苟，在野外用显微镜做预备观察时细致安详。观察到入微入神时，平时寡言少语的他满脸动情。 

　　吴征镒三年助教期满，考入北大研究院，成为了张景钺的硕士研究生。 

　　1939年，西南联大生物系也不再有经费支持野外考察。到1941年初，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吴韫珍患有严重胃病，手术后伤口崩裂，转成腹膜炎。吴征镒一直侍奉在旁，但战争期间抗菌素短缺，吴韫珍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去世时年仅44岁。吴韫珍之死对吴征镒打击很大，动摇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他开始真正转向革命阵营。 

　　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大学因有一笔庚款基金，还另设了一套清华大学研究所，其中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以及农业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设在大普吉。 

　　大普吉距昆明七八公里，彝语意为“岔路口有庙的地方”。植物生理研究组主任汤佩松与殷宏章、娄成后同住在研究室的四合院内，北面是实验室，实验室中间是一个陈设雅致、装有壁炉的图书室。每周几乎固定有一个下午，要在图书室中召开全室参加的学术讨论会或工作进展报告会，有时也请附近学者一起参加。 

　　同时，图书室也是大普吉三个研究所工作人员的社交场所。有时在这里开唱片音乐会，有时在尘土飞扬的四合院中开舞会。研究所外的篮球场每天下午必有喊声震天的比赛，每周六晚还有雷打不动的桥牌聚会。 

　　那期间，中国植物学形成了两个中心：黑龙潭和大普吉。因为经费充足、人才济济，大普吉一度比黑龙潭更为兴旺，但大普吉一开始就是临时性质，而黑龙潭则坚持了下来。 

　　抗战后期，农林植物所财政每况愈下，日益失去资金来源。一部分职工去学校教书，一部分在蔡希陶带动下种植烟草、繁育良种，开办农场，种花、种菜出售。 

　　抗战胜利后，众多机构均在整备复员，农林所则继续留守。那时农林所仅有土地10亩，平房252平方米，职工20多人，没有固定经费。 

　　内战爆发后，来自静生所的经费彻底中断。1947年秋俞德浚前往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进修，仅副所长蔡希陶主持所务，独撑局面。 

　　蔡希陶将农林所西边的一块荒地辟为农场，栽培土豆、蔬菜等维持生活，还亲手砌起烤烟房，第一次成功引种栽培了美国著名的“大金元”草烟品种。由于生活拮据，他在昆明开了一家鹦鹉店，卖鲜花、盆景、种籽、鹦鹉、云雀、鸽子、兔子、暹罗猫、小狼狗，营业收入可资助研究所少数员工。到最后，研究所只剩下八人，勉强度日。 

　　云南大学农学院老师、树木学家徐永椿去黑龙潭看蔡希陶，见他在茶花园种满了红薯和烟草，问他生活如何，他说：“虽然不算好，也还过得去，同事们上下一心，同甘共苦，这就很愉快。” 

　　一年过年前夕，全所职工还在等米下锅。大年二十九，蔡希陶卷起裤脚，和几个工人一起挑着自己种的白萝卜和青菜到小西门叫卖，直到天黑才回来，勉强过了年关。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被军管会接管。1950年4月，农林所易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被任命为工作站主任、研究员。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禹平华1948年8月从蔡希陶担任实习总指导的烟草技术训练班结业，进入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蔡希陶看他对认识植物上心，就让他到标本馆工作，任务是每天翻标本，从第一个柜子一直翻到最后，生虫的要拿掉，受潮的要晾晒。 

　　工作站成立后，禹平华频繁跟随蔡希陶去野外考察。蔡希陶告诉他，植物死标本要记，活植物也要记，不仅要知道植物是什么，还要记得这种植物分布在什么海拔范围，弄清楚它的生长环境、在当地有什么用途。另外到了兄弟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民族风俗，所谓入乡随俗。 

　　1955年秋，冯耀宗和张育英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与其他几个大学毕业生一起分配到昆明工作站。当时工作站只有几间房子，将近40人，管理着温室里的两三百种植物。 

　　新中国成立后，吴征镒担任了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植物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39岁的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为寻一安身立命之所，有所建树，他于1959年自请举家迁往昆明，出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他到任后，与副所长蔡希陶合作，使得昆明植物所有了大发展。 

　　那时，吴征镒坐镇所里，蔡希陶则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考察。张育英跟着蔡希陶基本跑遍了云南海拔一千米以下的热带地区，一次考察历时两三个月到半年。 

 

昆明植物所专家的部分科研工作场景。 

　　张育英回忆，那时走的山路多是过去的茶马古道，极为陡峭，前面的马粪能落到后面的马头上。毒蚊子咬一口能肿半个月，有时肌肤还会溃烂，蚂蝗咬了严重时需要开刀。蔡希陶规定，生病要及时报告，抬也要抬到县上，如果隐瞒要受处罚。 

　　张育英说，蔡希陶高兴起来或者见到新奇事物就会手舞足蹈。他经常对年轻人说，热带资源非常丰富，有无穷的开发潜力，一说什么东西很好就是“国家很需要”。 

　　蔡希陶喜欢向年轻人讲自己刚来云南时的故事。他在采集途中摔伤过，被毒蛇咬过，还有一次食物中毒昏迷了两天。他说对于植物学他本是外行，那时以为来云南是出差，没想到就是一辈子。 

　　1958年8月，一批应届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来到昆明工作站，为昆明工作站改建成昆明植物研究所补充“新鲜血液”。10月，艾友兰、吕春朝等被派到西双版纳，跟随蔡希陶创建热带植物园。 

　　吕春朝说，蔡希陶的领导风格与低调内敛的吴征镒非常不同，别人不敢想的，蔡希陶敢想；别人不敢干的，蔡希陶敢干。吴征镒曾评价他：“希陶同志真奇人也，始以率真见奇，因行奇事、见奇迹而愈现其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