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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与否 ——从《中国植物志》看原始创新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  发布时间:2020-03-24  |  作者:丁佳,沈春蕾  |  浏览次数:  |  【打印】 【关闭

 

 

1987年5月5日,《中国植物志》第十一届编委大会在南京召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供图

 

  80卷、126分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涵盖国产及归化的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31141种……作为中国植物的“户口簿”、世界上已出版植物志中种类最丰富的科学著作,《中国植物志》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植物志》的问世其实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流转,在四代中国植物学家手中薪火相传。 

  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心启的话说,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和辞典,而是“包含了大量第一手科学资料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那么,这部科学巨著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它是否有一些可复制的经验,供后来人参考? 

  中国植物学家的“黏合剂” 

  《中国植物志》编写历时80余年,可以查到署名的就有80余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植物学家312人、绘图人员167人,而参与协作的人员就更多,协作规模空前。 

  这一代代学者之所以能够“黏合”在一起,科学大师们的精神力量不可或缺。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植物学家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如采集植物标本、收集文献资料,对某些科属进行探索等。 

  1934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植物学家胡先骕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建议,从此中国植物学家的步伐加快了。 

  胡先骕创建了中国最大的植物标本馆和最大的植物学图书馆,购买了大量最基础的参考书; 

  中科院院士秦仁昌在胡先骕的资助下,于1937年到国外拍摄了近2万张保藏在国外的中国植物标本照片,为编研《中国植物志》立下了汗马功劳; 

  多位植物学家也开始了专门科属的研究,陆续发表了论著,包括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然而,胡先骕和秦仁昌却并未担任过《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的正副主编职位。 

  陈心启回忆,两位前辈对此毫无怨言。“这种高风亮节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在名家荟萃、强手如林的环境中,总觉得自己藐小,因而总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种学术环境对于自己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陈心启说。 

  《中国植物志》编委、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德铢也受到过大师的“熏陶”。1987年,他成为中科院院士吴征镒的博士生,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相关工作。 

  李德铢回忆,1992年,他跟随吴征镒去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标本馆找标本。 

  当时,吴征镒把最 “困难”的几个大属“承包”了下来,重点看罂粟科紫堇属、石竹科无心菜属和桑科的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他都是亲力亲为。 

  “当时吴老70多岁,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地铁去看标本,那些情景都历历在目。” 

  李德铢说,作为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征镒为《中国植物志》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可在报奖的时候,他却坚持把其他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 

  1997年,30多岁的李德铢正式加入《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编委之一。 

  “如果没有老一辈植物学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植物学界团结协作的传统精神,我相信这部植物志很难完成,更不可能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他坦言,“老一辈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下来,现在接力棒到了我们手中,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 

  实际上,《中国植物志》在整个编研过程中都贯穿着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 

  比如主编和编委会成员均不在志书署名,完全是义务性质。 

  据《中国植物志》编委、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回忆,当时任务虽是由中科院牵头,但参加单位遍及全国各地有关的农、林、医药部门和大专院校,中科院主动把任务分配给已有工作基础的单位和专家,或由几个单位协商合作。 

  “基本上不存在本位主义,也没有争经费、争项目的现象,大家团结合作,效率很高。” 

  只有“尖端”才叫创新? 

  “世界上任何国家要进行经济建设,都必须首先充分了解自身拥有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植物、动物等,因此编写出版志书能够作为最基础的参考书。”陈心启说。 

  

《中国植物志》涉及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是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植物群。它们涵盖了全部粮食、水果、木材、花卉和纤维植物,以及绝大多数的食用蔬菜和药用植物。
 
这些信息重要吗?当然。但他们做的研究是前沿科学吗?未必。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植物志》成为中国原始创新的典范之一。 

  

  在陈心启看来,《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特色是室内室外(野外)、不同学科、前人和同辈人间的协作,是一项扎实、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矢志不渝的热情和毅力,而不是研究对象或方法‘尖端’与否。”陈心启告诉《中国科学报》。 

  李德铢也说:“当时不知道,也不关心什么影响因子高的论文。那时候的评价,更多是同行专家、国际的认可,这比现在直接看论文更符合科学规律。” 

  的确如此,《中国植物志》作为一部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深入考证了中国维管束植物的文献和资料记载,研究了现存植物标本和活植物,促进了中国植物学的健康发展,带动了生物学相关学科的进步,也对世界植物科学研究及其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005年,美国《科学》评论说:“中国植物学家完成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任何已完成的植物志规模可与之相比。 

  

通过完成《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学家对人类认识和了解世界植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无古人的植物志 

  能否避免“后无来者”?  

  实际上,《中国植物志》对中国植物学研究者的锻炼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人员首先必须观察和研究植物的形态特征,必要时还要进行野外考察或栽培观察,以便确定其分类位置和亲缘关系,有时必须借助于其他分支学科,如解剖学、孢粉学等手段,加以解决。 

  为确定正确的拉丁名,科研人员还须深入了解前人的工作和有关文献,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框架下,决定名称的取舍。 

  在这种严格的科研历练下,《中国植物志》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以参与组织《中国植物志》工作和实际承担编写任务最多的几个单位之一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为例,通过《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成就了该所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研究室(现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的三代植物学家。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古老、经典、基础的学科,往往被人误解或看不起,这是不应该的。”陈心启说。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研究植物时,就得益于一本《植物名称汇编》。 

  此后,他把毕生积蓄拿出来资助《邱园植物名称汇编》的编写。时至今日,英国皇家植物园仍拥有多位植物分类学家,有能力鉴定全世界送去的植物标本。 

  而我国却有后继乏人的危机。陈心启认为,其原因是成果慢、少,难以发表,得分低,让人看不起。 

  李德铢也承认,目前分子生物学发文章影响因子相对较高,做植物分类学比较慢,发现一个新种的论文影响因子也很低。“这种以影响因子评价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做传统分类工作。” 

  那么,如何防止前无古人的《中国植物志》“后无来者”? 

  《中国植物志》能够坚持下来,得益于国家经费的持续支持,这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科院、科技部的专项经费等。 

  因此,陈心启建议由有关部门设立生物分类学专项基金,在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领域,在全国范围保持20人以上的队伍;有关学术刊物设专刊或不定期专刊,供分类学论著发表;继续订阅国际重要的植物分类学刊物,不要断档。 

  “还可以邀请参加《中国植物志》编研的老人写文章或开座谈会,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李德铢则认为,传统植物分类不能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做植物分类,不在于人多,而在于训练有素,由有专业精神的人来做。“分类学面临着压力,某种意义也是新的机会。 

  植物学研究进入‘组学’时代之后,可以用新的方法认识植物。搞传统分类的学者也要与时俱进,比如与DNA条形码等研究手段结合。”他说,“如果坚持做,植物分类学一定会比原来做得更好。” 

  

《中国科学报》 (2020年3月23日 第1版 要闻)

  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3/354065.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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