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90岁的李恒是一道独特风景。近60年的科研生涯，她所获荣誉众多，有14个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作为17万份各类植物标本的采集者，她把自己比喻成一棵白菜，“自然生长——不忸怩、不装饰，简单地过着。”李恒说。

　　在成为一个植物学家之前，李恒曾先后是家乡湖南省衡阳县的乡村小学教员、县文化馆员工以及中科院地理所的俄文翻译。

　　在艰难岁月，她一个人泡在标本馆里，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00多万份标本几乎看了一遍，还自学了拉丁文，学会阅读德语和法语文献。李恒第一个研究成果——黑龙潭杂草植物名录(手写稿)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高峰时，不自大，低谷时，能反弹，就是胜利!”在李恒看来，困苦未必都是苦，有得有失，才是人生。

　　1961年4月，李恒随丈夫一同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报到，此前，她是一名俄文翻译，这一度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所长吴征镒一见李恒，兜头就是盆冷水——“俄文翻译这里不需要，你需要学习植物学，学习英文。”

　　李恒对吴征镒的直率、坦诚没有感到惊奇和沮丧，一切归零，从头学吧。

　　在李恒获得的所有称誉中，“独龙江女侠”是她最为喜欢的，这其中蕴含着她与“西南最后秘境”的一段生死情缘。

　　1990年10月，61岁的李恒带着3名助手和64匹马驮载的辎重向滇西北的独龙江进发。“为啥要进行独龙江越冬考察？许多类群一翻过高黎贡山就变了，以往对独龙江植物考察均集中在7至11月，几乎没有人在冬季涉足，独龙江的奥秘没有揭开，我觉得有责任去闯闯。”为了此次考察，李恒精心准备了两年，筹集了可支撑1年的物资，甚至准备了在当地栽种的菜籽。

　　王立松与李恒相识多年，说起当年与李恒野外科考的经历，王立松可没有客气，“大家都不愿意和李恒一道出去，为啥？在山上劳累了一天，到傍晚，大伙儿都按点到山下集合，她每次都是最晚下山的，害得大家都得等着她。”

　　对于1999年才通公路的独龙江，李恒此行之难可以预见。科考不久，李恒就染上了疟疾，病情十分危重，当地政府用直升机将她转运出来，当地乡亲将她抬到边防部队的诊所，打了多日吊针，才闯过“鬼门关”。女儿在电话里苦劝李恒回来，她回答，“要死就死在这里，我的考察没有完成，决不能半途而废。”患病期间，李恒用录音机录下工作的安排、科考的进展、对家人的嘱托……万一走不出峡谷，就当是遗言。

　　8个月的考察成果丰硕，李恒和队员们采集了7075号植物标本，宣告发现80多种新植物，并首次提出了“掸邦—马来亚板块位移对独龙江植物区系的生物效应”学说，独龙江考察成果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也由此奠定了李恒的学术地位。

　　但独龙江对李恒仅是个起点，为了彻底揭开独龙江的植物学之谜，她将目标锁定在独龙江所属的高黎贡山的广大区域。73岁时，她再次出发，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的资助，在10年间，组织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以及国内专家对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进行了18次科考。

　　2007年，高黎贡山考察结束，共采集植物标本34500号。此后数年，她每天整理标本，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基本未在凌晨2点前入睡过。考察成果《高黎贡山植物资源和区系地理》几经周折，有望近期出版。 张帆

　　《科教新报》（2019年6月26日 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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