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央视播出《朗读者》第二季，落叶纷飞中，曾孝濂朗读了一篇贾平凹的《落叶》，乡音浓重，中气十足。

　　他是画师，也是工程师；是研究员级的科学工作者，也是画家，艺术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一支笔，一辈子

　　曾孝濂的生物艺术画，用科学的眼睛准确描绘物种的科学特征，用艺术的笔触为花与鸟赋予鲜活的生命。这些作品兼具科学与艺术之美，被鸟类专家郑作新院士称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著名作家马识途则称其是“在大自然中捕捉美”。

　　《杜鹃花》《杉树》《中国鸟》等几套获奖邮票，更是让曾先生在民间吸引拥趸无数。而他设计的牡丹花明信片是我国邮政史上发行量最大的明信片之一。可以说，只要你经历过纸质信件的时代，就一定见过曾孝濂设计的邮品。

　　作品如此夺目，他却认为自己的人生平淡、单调，缘分最深的是个“一”字。曾孝濂一辈子只进过一家单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直干到退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工作，一辈子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用画笔讴歌生命，为植物树碑，为鸟类立传，“一条道走到黑”。

　　他甚至在节目中笑言自己一辈子只有一个老伴，相伴终生；只生了一个儿子，只得了一个孙子——远在国外求学的爱孙也在从事艺术方面的探索。

　　为中国植物画传

　　1939年6月，曾孝濂出生于云南威信。少时的他，是“信手涂鸦一顽童”，十来岁时就比着毛主席像临摹，“胆子大，但画得不像”。

　　不过，曾孝濂后来的画作却很讲究“像”，或者说是讲究精确。无论是早期的科学著作插图，还是后期的花鸟艺术创作，都要做到“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对于很多画家“不屑一顾”的这种画法和画种，他有自己的看法，“我偏觉得味道足”。

　　他说：“博物画作品好不好，话语权不在权威的文艺评论家或者艺术杂志，而在广大受众手里。博物画是一个非常具有大众品格的画种，它贴近自然，反映自然，既有审美的属性，又具有鉴别的功能。”

　　1958年，曾孝濂高中毕业，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招录，职务是见习绘图员。

　　对自幼爱好涂鸦的曾孝濂来说，能从事与绘画相关的工作，比考取大学还要高兴。适逢第二年《中国植物志》立项，需要大量画师。于是，曾孝濂就“机缘巧合入画途”，一入就是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正与《中国植物志》这一浩瀚工程的编撰时间对应。1959年启动，2004年才得以编撰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六十年后，和曾孝濂一起登上《朗读者》舞台的，还有皇皇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册《中国植物志》。这一巨著先后动用三百十二位植物分类学家，一百六十四位画师，曾孝濂正在其中。在董卿的访谈中，曾孝濂热泪盈眶：很多画师为《中国植物志》画了一辈子，今天，我代表的是这个默默无闻的群体。

　　典型的科学著作插图，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虽不乏美感，但有一套近乎程式的绘画语言，重在准确地传达物种特征。“每画一张图，都得打草稿，给分类学家看。看完确认了再上钢笔稿、墨线。表现形式、线条的结构，这些需要一点一点积累。”就这样，曾孝濂从见习绘图员成长为一名画师。

　　他逐渐熟悉了不同植物花叶根须的特征，以致多年以后面对《朗读者》舞台上摆放的鲜花，也一眼就看出其所属的物种，什么科，什么属。在训练出一双科学之眼的同时，他的青春也献给了《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这样的科学插图工作，除了少量《云南茶花图谱》这样的彩色作品，美好年华换来的主要是他为五十余部科研著作所绘的两千余幅黑白线图。

　　工作之外，天赋的本能又让曾孝濂拿起了艺术之笔。为了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在画对的基础上能进一步画好，他不停地读书、看画、临摹，独自摸索、实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柯蒂斯植物学杂志》，这本杂志上的欧洲植物学插图，奠定了曾孝濂生物画英国古典水彩的风格。

　　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很感念时任所长、植物学家蔡希陶、吴征镒，以及昆明植物所的分类学家们，因为对当时的曾孝濂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插图任务繁重、进度紧张，没有自己的时间琢磨。“当时我们的领导很好。他们尽量不特别催我们这些新人，不说赶紧做、赶紧交稿。他们知道我们年纪小，就尽量帮助我们。有时候还会跟我们一起解剖采来的花”。

　　《朗读者》上，朗读之前，曾孝濂大声诵出献词：“谨以此篇献给蔡希陶先生。”

　　从热带雨林走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越战的需要，研究疟疾防治药物的“5·23”项目启动。最大的成果是筛选出一种疗效显著的菊科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经过临床和病理实验得以确认。多年以后，屠呦呦借此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而这个项目对曾孝濂的最大影响是把他从标本馆一下拉到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一待就是五年，这正给了他向大自然深入学习的机会。

　　《新民晚报》（2018年6月4日 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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