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时报全媒体记者 蔡晓玲

　　持续了10年的编纂工作，终于宣告圆满结束。

　　2018年3月23日，《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编纂工作总结会暨赠书仪式在昆明举行，这部涵盖了1978种植物类群，736万字的《植物分典》，解答了“在中华古籍文献里记载有多少种植物”的问题。

　　为了它的问世，全国12个单位的93名参与者坐了10年的“冷板凳”，《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吴征镒在编典中途逝世，他的学生弟子带着遗命，继续着枯燥而繁琐的编典工作，直到全书出版，大家才长吁一声“终可告慰吴老的在天之灵了”。

　　立项

　　“现在想想有点后怕，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回想起编典的艰难过程，何学惠不禁感叹。

　　1999年，时任云南教育出版社社长的何学惠凭着一腔热血，向中华大典编委办（以下简称大典办）主动请缨，申请了《中华大典·哲学典》的编纂工作。彼时，《中华大典》刚立项7年，国家尚未拨款资助，许多接到任务的出版社都叫苦连天。面对这位“勇者”，主编任继愈欣喜万分，立即答应。于是，云南教育出版社开始了《中华大典》的编典之路。

　　“现在想想有点后怕，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回想起编典的艰难过程，何学惠不禁感叹自己那时的勇气。

　　《中华大典》是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批准的最大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其内容包罗万象，涵纳各家、各派思想和历代志书的优秀文献资料，分为22个典，近百个分典，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体量大大超过历代的同类书籍。

　　《哲学典》2000年立项，2007年正式出版，从未做过编典工作的云南教育出版社第一个完成任务。后来，国家终于拨款支持编典，全国各大出版社开始争相领取任务，出现了“一典难求”的现象。为了奖励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典办决定，再奖励他们一个典。“原本我想要《教育典》，但早就被选走了，后来我想，云南是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所以我选择了《生物学典》。”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才正式成立，尽管已经出版了不少好书，但关于动植物的板块却鲜有涉及。毫无头绪的何学惠只好求助同集团的云南科技出版社，请老编审为她推荐能担当这个重任的人选。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先出现在何学惠的名单里。通过层层推荐，何学惠敲定了《生物学典》的主编人选——时年已经90岁的植物学家吴征镒。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吴老先生当下并未答应。于是，大典编委会主任任继愈托人传话：“吴老是当今既知现代植物，又懂古代植物的人，编典最合适不过了。让我们两个90岁老人一起来编典吧。”

　　面对这位曾经与自己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求学的清华校友，吴征镒盛情难却，终于接下了编纂《生物学典》的任务。

　　有了吴征镒的征召，编典队伍逐渐组织起来。2007年1月，《生物学典》编纂工作立项，6月，《植物分典》编纂工作启动。

　　泰斗

　　“一个90岁的老人带着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起来编典，这样的场面真的难得一见。”

　　启动会留下的合照里，吴征镒坐着轮椅，位居正中，48个与会者排列在他周围，其中大部分人已满头银发，有许多人已经年过六旬。

　　“一个90岁的老人带着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起来编典，这样的场面真的难得一见。”何学惠记得，每次开会，坐下来的一排人都是银发老者，而这些工作认真的老人家，几乎每会必到，兢兢业业。

　　事实上，组织起这支庞大的队伍，并非易事。那时，《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刚编完，吴征镒便在会上动员所有人参与编典工作，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动了全国12家单位参与其中。

　　编典人员，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已是业界泰斗的老先生，一类则是吴征镒自己的学生。吴征镒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有针对性地安排工作，甚至一个一个地约到家中商谈，有的放矢地提供帮助。

　　编典的主力，还是这些退了休的老先生。“中年的学者大多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工作非常忙，任务也很重，大多数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只能是老先生们做得多。”作为《植物分典》的常务副主编，吕春朝当时也已近古稀，却也全程参与了编典工作，他曾是吴征镒办公室的秘书，跟随吴征镒多年。吕春朝仍记得，开始编典工作以来，行动不便、年迈多病的吴征镒每日仍坚持工作5个小时。因为用眼过度，2011年，吴征镒眼睛几近失明，却仍不放弃工作。“吴老让我拿着书念给他听，他再口述自己的看法，他思维敏捷，知识量庞大，在吴老面前，我们都深感自己知识贫乏。”

　　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苟萃华列出了古籍引用书目初稿后，被誉为“植物活字典”的吴征镒帮助整个编纂团队梳理出了3000多本古籍引用书目，还一一分出轻重，方便作者们工作整理。

　　《植物分典》采集的是1911年以前的中国有关植物的古籍文献资料，对于大多数较年轻的编纂者而言，植物现代分类知识的运用完全不在话下，但古文阅读却是他们的短板。于是，吴征镒撰写了“学古字习古文与编典——略谈小学、选学、朴学、汉学”一文，开始为编纂者们做古文培训，为年轻学者启蒙古文学习要领。

　　后来，吴征镒还提出：采用恩格勒系统作为制定《植物分典》编典框架的依据——每一个种必须加上植物学拉丁名，以与现代植物分类学接轨。自此，《植物分典》大纲既成。

　　作为吴征镒的学生，《植物分典》副主编彭华带领他的学生们负责典籍中禾本科禾草类、菊科的部分，在整部典籍里，菊科种类最多。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整理出种类如此繁多的内容，花费了彭华及其学生大量的心血。

　　同时，彭华也负责整部典籍中植物拉丁名的校改。编典遵循“与原文一字不差”的原则，所以，为植物加入拉丁名，是整部《植物分典》中作者唯一的主观创作。在作者们看来，加入植物拉丁名能让中国的古文献与现代植物分类挂钩，是使中国的古代植物知识为世界所知的重要一步。因此，尽管彭华当时研究任务非常重，时常要出差，但编典是导师交给的任务，又是一项旷世之作，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下的。“吴老那么大年纪了，还亲力亲为，我们也被他的精神感动，希望能够传承吴老的学识和精神，将之发扬传承。”

　　先驱

　　编典工作艰辛复杂，科学家的科研精神，在参与的老一辈学者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个团队看来，吴征镒是《植物分典》的奠基人物，但他却将自己看成是托起后辈的先驱者。“他说，我是你们的奠基石，你们要踩着我的头上去”，吕春朝记得，2012年，吴老重病住院时，曾握着他的手说，“我这次不妙了，怕是出不去了，编典的事就靠你们了。”

　　2013年，吴征镒安详离世，享年97岁。

　　带着吴征镒的遗愿，何学惠、吕春朝和彭华继续着编典的征途。

　　吴征镒并不是编纂队伍中第一个离世的老人。编典工作进行中，陈介、臧穆、武素功、汤彦承、汪子春、陈书坤等6位编委先后辞世。在编典的过程中，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敬业精神令何学惠感动，也因此，每每听到又有老先生离世的消息，何学惠都痛心不已。

　　事实上，到了编典后期，老先生们都因身体问题开始力不从心。队伍逐渐出现人力不济的状态。于是，新生力量开始逐渐加入。

　　梁萌萌是2009年加入编典队伍的，她读研究生时，师从吴征镒的学生、云南中医学院教授钱子刚和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梁萌萌在两位导师的带领下，接触了编典工作。

　　尽管本科学的是中药，对古籍有些了解，但仍不足以支撑她熟练地查看古籍。于是，从学查字典开始，梁萌萌翻遍了《古代汉语辞典》《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开始了边查字典边查阅古籍的编典工作。

　　2012年研究生毕业时，梁萌萌被正式聘到《植物分典》工作，2015年被聘为编委，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与年迈的老先生们不同，当时年仅25岁的梁萌萌显然可以拥有更好的去处，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众多老先生一起“坐冷板凳”。

　　“这些老先生都是我老师的老师，对我而言是‘老老师’了，每次讨论会议上，前面坐着的一圈人都是白发苍苍，但进行学术讨论时，他们都非常激烈而富含力量，我除了震惊，就只能不停地记笔记，觉得自己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老老师”们拖着年迈的身体不停地跑图书馆查资料；为了使用电子文档编纂，还专门跟年轻人学习电脑操作，目睹了这些的梁萌萌深受震撼——所谓科学家的科研精神，在这些老先生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能够加入国内顶尖的植物分类学团队，与这些传说中的学术大拿一同探讨问题，即便是“冷板凳”，梁萌萌也坐得毅然决然。

　　在这期间，梁萌萌经历了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在身怀六甲时，也不断地加班。“身体有一度无法承受，看字都觉得泛着红光和绿光。”到编典工作结束，梁萌萌的近视眼镜增加了100多度。

　　匠心

　　遵循吴征镒“究其本源”的编典基准，编纂者在3000多本古籍文献中极尽仔细地“刨”着。

　　除了要学会看古籍、懂得植物分类学，作者们还要成为一个灵活的“手工制作者”。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研究中心办公室内，《植物分典》的原稿复印本被整齐地收纳着，翻阅其中一部分，可以发现，前半部分都是用胶水粘贴上去的。

　　为了保证典籍内容的准确性，出版社要求作者们必须直接将古籍中的原文剪下来粘贴于稿纸上。于是，作者们便把古籍复印出来，一把剪刀，一管胶水，像做手工一样，将古籍中涉及的内容剪出来，再用胶水贴到稿纸上，并为古文片段标上标点符号。每一种植物都需要找出其在不同古籍中的题解、论说、综述、纪事、杂录、图表等纬目，也因此，只要在某本古籍中涉及该植物的有关内容，作者们都要分门别类地剪出来贴好。而诸如摘抄片段中所需要的“略”字以及各种纬目的名称，则是打印出来后，一个一个剪下来贴上去的。

　　因为需要把各种片段剪出来，碎纸片常常掉落一地，有时，梁萌萌埋头久了，抬头一看，发现办公室早已铺了满满一地的白纸片。在梁萌萌记忆里，办公室的胶水都是一桶一桶地购买的。

　　办公室里，有关编典的资料堆积成山，每个人的书桌周围都摞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学资料。办公室里间，挂着一张吴征镒的大幅照片，书架上放满了吴老所遗留的植物书籍。墙上还挂着他当年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在充满吴征镒痕迹的办公室里，作者们十年如一日地开展着枯燥而繁杂的编典工作。

　　后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编委会得以将所有的古籍资料转化为电子版，把古代地方志做成检索版本，作者们终于可以在电脑前用截图-粘贴的方式编典，编纂工作的速度大大加快。“如果继续剪刀加胶水，20年都编不完。”吕春朝说。

　　但是，需要查阅的古籍文献资料并非唾手可得，有许多古籍资料的电子版只有清华大学有。“我跟他们联系，对方说要费用，我们怎么用得起啊？”吕春朝无奈，只好利用吴征镒的声望与清华大学协商。最终，对方同意他们可以在每周特定的时间，进入图书馆进行查阅。于是，利用短暂的时间，作者们抓紧将自己手中的WORD版与图书馆内的版本进行校对，然后拿回办公室采用。

　　“这样的工作，就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回想起来，实在是太辛苦了。”吕春朝说。

　　因为吴征镒生前“究其本源”的编典基准，编纂者们不断地在3000多本古籍文献中极尽仔细地“刨”着各种有关植物的具体细征，将吴征镒所传授的植物考究学发挥到极致。甚至，为了考据植物的生长环境，作者们还翻阅了2000多册地方志。光是整个典籍中，植物种类的经纬构架，内容规范，就花了作者们五六年的时间，才最终确定。

　　梁萌萌清楚地记得一件事：为了一句“红豆生南国，春（秋）来发几枝”，她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考究红豆的品种。春天结豆和秋天结豆，红豆的品种是截然不同的，而往往为了这样的细节，作者们时常要不断地翻阅资料，进行多番考证。

　　诞生

　　《植物分典》原稿43000多页，1000余万字，先后校改7次，校样堆码高度近15米。它是12家单位通力合作的智慧结晶。

　　鲜有人知，一部近800万字的典籍，最初的稿本竟是纸质版的。

　　经过12家单位的通力合作，2015年10月，昆明植物研究所向云南教育出版社上交了修改后的全部稿件。这份43000多页的稿本，共1000余万字。纸页上，因古籍字体多样、粘贴片段参差不齐，充满了浓重的手工感。

　　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典办拿到书稿时，有些犯愁。原本《植物分典》计划是800万字，书稿字数超过太多，已没有时间退稿让编纂人员删改，只好到北京大学出版社请来了资深的老编审胡双宝前来助阵，大刀阔斧地删除重复内容。根据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提速减量”的要求，编写双方最后商定，将纬目“艺文”删除。为确保书稿质量，还聘请了云南大学、云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古文献专家对书稿进行了点校、审定。

　　留给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时间只有两年，时间短、任务重。大典办的编辑出版团队争分夺秒，认真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先后校改7次，校样堆码高度近15米。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保质按时完成了编纂出版任务。

　　捧着刚出版的《植物分典》，吕春朝仔细端详了许久：“虽然不敢保证这里面的内容毫无差错，但我们已经大体满意了。”而此时，吕春朝萌生了一个想法——把被删掉的“艺文”部分重新编纂，另外出一本新书。接下来，这项工作会被提上议程。

　　梁萌萌和她的同龄人第一次翻开《植物分典》时，第一反应是在上面仔细寻找自己的名字，看着眼前这4册沉甸甸的砖红色大部头，梁萌萌喜悦不已：“就像是捧着自己的孩子，十年才孕育出来的作品啊。”

　　《植物分典》编纂工作结束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回归到了原来的单位。在完成收尾工作以后，位于云南社会科学院大楼三楼的《生物学典》办公室也将解散。梁萌萌已经考入植物园科普办公室工作，未来，她希望通过自己编典所学到的经验，以新媒体的方式，将难懂的植物学知识通俗化。

　　在她的QQ签名里，仍写着吴征镒的一句名言——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都市时报》（2018年4月24日 A12-A13版）

　　来源：http://times.clzg.cn/html/2018-04/24/content_75469.htm